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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营理念的发展

铃木博


一、江户时代的“道义实业家”

1﹑要想搞清楚日本的经营理念,至少应当追溯到江户时代的商人伦理。

土屋乔雄博士在《日本经营者精神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尊重公共责任和经营伦理是传统的日本经营理念的一部分。他列举了“道义实业家”的问题。

2﹑在考察江户时代商人的经营理念时,不能够排除放高利贷的三井家的三井八郎右卫门。他于延宝元年(1673年)在江户开设了越后屋吴服店。天保3年(1683年)又创立了兑换商店。前者发展为现在的三越百货店,后者则是三井银行的前身。这两家公司都是现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三井家靠高额利息迅速繁荣起来,跻身豪商之列,但其根本的动力还在于他作为经营者的高利贷经营理念。

3﹑高利贷的经营理念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项是对商法的革新精神。另一点是被称作“商道”的伦理观。

第一项是“利用知识、智慧、才能、直觉来追求利润”的改革型新商法。

①现金低价销售

②根据顾客需要分割零卖

③按商品种类分类销售

④当场完成交活儿

后一项所谓“商道”是东方思想的伦理观。他不沉溺酒色,以节俭为己任,把这种“商道”看作是人生最大乐趣。这种东方式伦理思想和儒教精神在“商道”这个词语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这里,要求人们正确理解追求利润和儒家式的“仁义”思想间的关系。这两者并不是矛盾的。“商人成贤则家衰败。一日不仁义则不为人,然而,任意施舍慈悲是愚蠢的。守仁义,但又必须要像将军调遣兵卒一样牢记经商是为图利”。

这就是说,一方面要防止儒家思想走过了头而成为“贤者”,同时也要记住“以正直求少利”的基本思想。

4﹑三井的经营理念虽不能看作是江户时代的一般性想法,但井原西鹤认为高利贷是“大商人的模范”,所以说高利贷行业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倾向,三井就成为这一方面经营者中理想的模式。

从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推测,当时的商人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肯定利润的游兴型。第二种则是否定利润的游兴型。第三种是肯定利润的蓄财型。在这三种类型之中,第三种在竞争过程中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在江户中叶至幕末的一段时期内逐渐有了强大的社会势力。如果分析一下第三种类型的商人的话,可以看出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对赢利持肯定态度,有积极进取的素质,充满合理的革新精神。另一点是他们注重节俭,排斥游乐,努力积蓄财富。这里明显地有儒家伦理思想的色彩。商人追求利润是否违反道德?或换句话说,儒家思想是否反对赢利?这个问题成为江户时代商人的一大课题,也引起了他们的对立争端。

 

二、眀治时代的“独裁型经营者”与“组织型经营者”

1﹑在眀治维新的大变革时期,对日本经济起着指导性作用的大致是独裁式经营者。其代表人物如下:

岩崎  弥太郎 (三菱)

大仓  喜太郎 (大仓组)

古河  市兵卫 (古河)

藤田  传三郎 (藤田组)

安田  善次郎 (富士)

浅野  总一郎 (朝野水泥)等

他们都有两个方面的共同点。第一是他们的祖先都留下了日本式或者说是东方式的遗训。而这些创业者或祖先都是接受了这种东方传统的教育。人们以这种遗训式的“家法”作为企业的思想后盾。第二点是他们吸收海外的新知识。

2﹑到了眀治后期,一批与“独裁型”不同的经营者出现了。简单说就是“组织型经营者”。他们培养人才的热情绝不亚于独裁型经营者,只是方法有所不同。他们是通过组织来锻炼人才。在培训接班人时,尽可能地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的权限,发挥最大能力。

眀治初期,为了与外国产业界进行竞争,人们以东洋思想为后盾,以惊人的速度吸收海外技术。到了明治后期,日本产业界已拥有了安定的实力,所以能够实行组织化。在德英等国经济学的影响下,日本也开始形成其独自的商业经营学。这时期的技术训练是以组织形式进行的。

 

三、日本式经营理念的本质

在以往众多的经营思想和行为中体现出的经营理念的特征可归纳如下:①温情主义与“和”的精神,②终身雇佣思想,③论语主义,④创造性与追求利润,⑤国际性眼光与社会性。

 

四、现代日本的经营理念

战后日本的经营理念中强调社会性的有以下几种代表性意见。第一是昭和31年(1956年)11月,经济同友会在其全国大会上所作的题为《经营者社会责任的自我意识与实践》的决议。其中谈到“无论是在伦理上还是在实践中,单纯追求个人企业利益的做法是不允许的。必须要在经济、社会进行协调的基础上使各项生产要素有效地结合起来,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并为社会提供服务。”

第二种是19733月也是由经济同友会发表的题为《寻求确立社会与企业间的相互信赖》的意见书。

第三种是经团联在19735月的定时总会上发表的题为《支撑福利社会的经济与我们的责任》的决议。其中强调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第四,日本商工会议所总会也做出决定(19739月)说:“现在,我们面对企业周围的社会大环境,应当从笼统的‘社会责任论’走向具体化的社会责任论了。”财界的各主要团体从这时起开始从笼统的社会责任论又迈出一步,进入到设定具体规划和政策的阶段。那以后,在严峻的经济不景气状况中,虽然也部分地提出了“企业复权论”这样强调利润性的理论,但从整体来说,企业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企业逐渐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理由了,那就是,企业是站在与社会调和的立场上的一个经济主体。

最明确地表述了上面这种倾向的是1976年的新年综议。题为《企业的责任与作用》,内容如下:

“我们期望企业健全地存在。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主动地介入、参与是大前提。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决心做出适应社会合理要求的行动。这当然是在最适当的竞争环境中,在努力实践企业的革新与创造的过程中实现的。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意见,我们要虚心听取;而对于那些误会和偏见等等,我们则充满信心和勇气地申明自己的立场。”

在上面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经营理念的诞生。那就是作为自主经营体的经营者的自信和对社会调和必要性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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