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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日本的家庭道德

(日本)筑波大学教授  高桥 

一、生活现状及今后的课题

      谈到现代日本的家庭道德问题,我想在发表自己的主观性意见之前,首先尽可能地向各位提供一些客观性的材料。通过这些有关当今日本家庭状况的背景资料,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现代日本家庭道德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将日本经济企划厅国民生活局编制的《国民生活指标——昭和62年版NSI试算》(1987年)提供的资料列举如下。国民生活指标=NSI (New Social Indicators)是一种通过多方面、概括性地运用经济指标及经济指标以外的非货币指标,综合地把握国民生活的现状、变化及存在问题的统计指标体系。

〈按生活领域区分的国民生活现状〉

1)健康

      国民的健康状况总的来说是正在趋向良好的一面。这一点体现在自杀率下降、婴儿死亡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医护人员人数增加等方面。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日本处在较良好的水平。自杀率虽偏高,但平均寿命的延长和婴儿死亡率降低可大致抵销一些自杀死亡率。

      ◎平均寿命:男女都在切实地增长。1970年至1985年的15年间,男子增长5.53年,达到78.84岁;女子增长5.80年,达到80.46岁。

      ◎婴儿死亡率:1岁以下新生儿每千人死亡率确实在下降。1970年为每千人死亡率13. 1人;而到1985年则下降至5.5人,死亡人数减少了一半。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较也是处于较低水平。这个数字只相当于美、英、西德各国的2/3。

      ◎自杀率:每10万人口中的自杀死亡人数按年代有所变化。1972至1982年的十七、八年间基本无变化,1983年突然增高至21.0人,而1984、1985两年又下降至19.4人。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较,处于偏高水平。

2)犯罪率

 犯罪率之中,刑法犯罪率(指在10万人口中构成犯罪即被法律部门认定的犯罪数量。交通过失除外)由1973年的1,091件缓升至1980年的1,160件。1981年、1982年大幅度上升,1985年达到1,328件。但其中恶性犯罪率大致呈降低趋势,1970年为10.9起,1984年降为6.53起,而到了1985年进一步下降为6.13起。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日本的抢劫罪犯罪率明显处于低水平。而且,凶犯被检举率1985年为89.5%,而欧美各国则较低。抢劫被检举率,1984年为78.8%,法国、英国、美国仅为20%。

3)家庭生活

      ◎人员构成:每户平均人口长期处于下降趋势,由1970年的3.45人减至1984年的3.19人。而1985年有所回升,增至3.22人。但与欧美各国相比,日本的每户平均人口较多,老人独居的比例也较小。

      ◎离婚率:每1千人中的离婚事件,1970年为0.93起到1983年达1.51起。1984年为1.50,而1985年为1.39起,1986年降至1.37。比欧美各国低。

      ◎出生率:1970年为2.14,自此一直呈下降趋势,到1985年为1.76人。从出生人口数来看,由1973年的209万人减少至143万人。仅1985年就比前一年减少6万人。

      ◎在家时间:家庭主妇和在职人员的在家时间都呈减少趋势。主妇们因家务劳动时间缩短等原因,1970至1980年间在家时间减少了14分钟,而1985年又减少了20分钟,成为12小时56分钟。在职人员也同样在1970年至1980年间在家时间减少了19分钟,1985年又减少9分钟,成为5小时18分钟。

由主观意识看国民生活现状

      生活满足感:对现在生活感到满意的比例1980年为62. 6%,到1985年上升至70.6%,1986年又减少至68.2%。

      ◎幸福感:感到幸福的人所占比例一直较平稳,1984年为70.3%。

      ◎中流意识:认为自己或家庭处于中流水平的人由1972年的73.2%,缓慢增至1984年的81.9%。

      ◎对衣食住的满足感:人们的满足感在不断上升。90%的人对衣食感到满足,但对居住条件感到满意的人1985年下降了2.9%,为74.9%,说明居住条件仍要改善。

      ◎物质丰富、心灵充实:重视心灵充实的人增多了,而1975年以前重视物质丰富的人则更多。这种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到1985年,重视内心充实的人比重视物质的人高出16. 7%。

      ◎家人团聚的充实感:感到家人团聚很充实的比例为,1975年45. 3%,此后缓慢减少,到1983年显著减少为37. 4%。1983年后又稍有增加,1985年是40. 6%,1986年是44. 0%。

家庭·社会性病理

      从综合化指数来看“家庭·社会病理程度的发展”时,可以发现1975年至1982年呈缓慢上升的趋势。1983年急剧上升,1984年1985年偏低。1985年偏低的原因是由于离家出走者减少,高龄自杀率降低。

      ◎经济原因的自杀:1978年为1,700人,到1983年则增至3,650人,呈一直增长的趋势。这之后,1984年是3,460人,而1985年又减少至2,680人。

      ◎母子家庭·父子家庭:两种单亲家庭情况均为长期增长倾向。特别是母子家庭在进入1975年以后显著增加了。但到了1985年又出现两者同时减少的情况,分别为50万6千个与9万9千个。

      ◎长年出差在外的情况:职工常年单身出差在外的人自1982年起逐年递增。到1984年时已由1982年的13万5千人增至14万3千人,而1985年则为14万7千人。农民进城打工的人数逐年降低,1973年是31万5千人,而1984年则为9万9千人。

     ◎校内暴力、高中退学:校内暴力事件1979年度是1,200起,1981年激增为2,100起,1983年度是2,000起。一直是这样呈上升趋势。而后开始减少,1985年是1,490起。高中退学人数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逐年上降,1985年仅是2.2%。

     ◎少年犯罪:少年犯罪发生率(每1千名少年中刑事犯罪人数)一直呈上升状态,到1982年达18.8人。之后开始减少,1984年为17.9%,1985年是17.3人。

      以上资料摘自《国民生活指标》(1987年版)中国民生活现状的部分。在思考家庭生活及家庭道德时,这些是必要的背景材料。

      下面我还想介绍日本经济审议会长期展望委一员会报告的《2000年的日本—国际化、老龄化、成熟化形成以后》(经济企划厅编)中的若干资料。在这份报告的“在人口老龄化时代实现居住条件良好的社会”这一节中,“对老龄化的思考”这一问题有以下的论述:

      “在我国,今后无疑将步入老龄社会,21世纪以后的老龄化社会对我们来说是未曾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不应当把它想像为灰色的世界。高龄者增多,一方面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表明拥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增多。所以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尽早地理解老龄社会,做好心理准备,使社会生活更丰富。而不是以否定的态度来对待老龄社会。

      我们在面对未知的变化时,不必把问题想得过于悲观。在老龄化社会这个长期的变化过程中,我们只要正确地把握问题,找出切实的对策,就有可能实现圆满过渡”(同上书,第100页)。

      报告中还详细论述了“劳动力老龄化与确保劳动力需求平衡”、“老龄化的社会保障”、“设计日本式老龄化社会的必要性”等问题。另外,在“为老龄社会创造良好居住条件的基本战略”一节中,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四大理念”,即:

      (1)能自由发挥个人能力,满足人们多种要求的社会。

      (2)各方面比例协调的公正的社会。

      (3)包容力强的社会。

      (4)能应付国际化发展的社会(同上书,第117-8页)。

      在实现上述理念的基本战略中,论述了“在高龄化社会中实现良好的居住环境”的必要性。其中一项是“家庭的适当地位与妇女就业的对策”,这一点需要引起特别注意。其内容如下:

      “退休后的生活安定、健康等老年福利对家庭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今后,为了形成有良好居住条件的社会环境,必须给家庭以正确的社会地位。

      特别是随着老龄者的增多,卧床不起的老人也在增加,家庭在看护老年人方面的作用也进一步得到了提高。因此,有必要把自治体、民间福利团体、民间企业组织起来,确立一种制度来援助那些有需要照料的老人的家庭。对家庭在养育儿童、开展家庭教育、照顾老人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必须给予社会性评价。为促进三代同堂或就近分住的推广,住宅和土地政策也有改进的必要。

      对于妇女就业问题,在谋求男女雇佣机会和待遇平等的同时,为适应就业要求多样化的形势,应注意以下几点:

   (1)形成适合女性工作的专门技术和职业;

   (2)建立好安定的临时工劳动市场;

   (3)对人们习已为常的雇佣方式进行改进,以利于因生育而中断工作的妇女继续在自己原来的工作中发挥作用。”(同上书,第123页)

二、家庭道德的传统与战后新民法

      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文化圈内,儒教思想的传统很强大。“家”或“家族”这样有血缘的小集团被看作是道德、伦理的根源性存在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孟子》中的“五伦五常”的思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把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五项人伦(人际关系)看作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而把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形式表达为“亲”、“义”、“别”、“序”、“信”。这五项人际关系中,与“家”和“家庭成员”有关的就有三项。由此也可看出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儒家思想的特征。实际上,在世界思想史或伦理学说史上,象这样列举人伦关系的伦理思想是没有的。

      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五伦五常的思想特别是在江户幕藩体制下成为社会和国家秩序的重要支柱。这不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社会,即便是在维持农工商的庶民社会的秩序和对他们进行教育方面,也几乎是处于支配地位。这一点从江户时代刊行的种种《教训书》中就可以极清楚地了解到。

      明治维新是从全面接受西欧文明开始的。明治5年(1872年)我国开始实行近代式学校制度,以法国式的划一学制为样板,引进了带有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色彩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方法。由此,儒家式的教育被那些开发智力、增长才能的实学式教育所排挤,为治产兴业服务的欧化一边倒政策在教育部门也占据了重要位置。

      然而这种政策和风潮没过几年就出现了问题,元田永孚奉天皇诣意起草了《教学大旨》,在这里面严厉地批判了明治初年专重知识才能,而把仁义忠孝置于文明开化之后的教育政策。《教学大旨》指出“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崇尚诚实品行……”,明确了儒教道德的复出政策。这是明治12年的事情。明治15年,元田等人又根据敕令编写了《幼学纲要》,由宫内省颁布。然而《大旨》和《纲要》并没使包括德育在内的、关于日本人道德思想的争论停止。相反,以孔子为中心的儒教式国粹主义和西欧自由主义人权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思想混乱依然持续不断。在明治23年(1890年)2月召开的地方长官会议上,人们指出了现行学制偏重智育,轻视德育的倾向,以及地方教育没有执行国家的方针等问题。结果,当时的总理大臣和文部大臣提出了“关于德育、涵养之议论的建议”。此项“建议”触动了文部省。很快,明治天皇向文部大臣发出了应制定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的命令。这就是明治23年(1890年)10月30日发布的《关于教育的敕语》。当时的人们在欧化一边倒的潮流中希望把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础置于传统思想之中,而《教育敕语》的颁布为明治12年(1879年)的《教育大旨》、明治15年(1883年)的《幼学纲要》等一系列活动划了句号。

    《教育敕语》中既有西欧近代的国家、国宪意识和遵守国法、义务等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明确了“对父母孝,对兄弟友,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传统思想的地位。那以后,虽说历经大正、昭和的时代风云变幻,但这个《敕语》直到日本战败前,一直是日本人精神生活乃至国民教育的中心内容,起过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战败以后,《教育敕语》被废除,宪法得以改正,在占领政策之下,美国的民主主义以否定日本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形式传入了日本。战前的价值观颠倒了,人心处于混乱状态。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虽说动荡不断发生,但民主主义也在逐渐成长,终于在日本社会中扎下了根。

      本文的中心是“家”与“家庭成员”的问题。与此有关的法律条文是在民法第四编的“亲族”一部分和第五编的“相续”一部分中。这是明治31年(1898年)开始施行的,战后与新宪法一起也得到了大幅度的修改。新宪法的基本原理是“个人的尊严与两性的本质性平等”,民法全面改正的目的就是在家庭生活中实现这一基本原理。换句话说,就是要谋求家庭生活的民主化。简言之,这项工作是以废除“家族制度”乃至“大家庭制度”来实现的。在旧宪法中,“家”是一种亲族团体。其中“户主”作为一家之长,由服从户主领导的“家庭成员”们构成。户主为了统率一家,被授予了户主权这种支配权。在新宪法中,户主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身分性上下关系被否定、被废除了。而且继承户主权的“家长继承”制也被废除了,只单纯地规定死者的遗产由谁来继承。

      在户籍方面,新民法规定为新婚夫妇编制新的户籍。新的现行法规定,结婚以后,夫妇组成新的家庭一新的家庭成员共同体。夫妇间的子女的户籍将加入这个新家庭。夫妇亲子成为一个共同生活的共同体。

      从上述具体规定也可以看出,旧的民法或户籍法规定的“家族制度”,是以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原理为基础,希望建立上下有别的家父长制度乃至封建式大家庭。新法就是以否定这些为其目的的。同时,新法也期待着近代式,以夫妇为中心的小家庭的建立(以上摘自木下明的《从法律角度看日本的家庭及其成员》一文,日本家庭教育学会编的《家庭教育系列之一》)。

三、现代日本的家庭与家庭道德

      我在第一、二部分介绍了现代日本家庭的周边状况及其历史背景。战后的日本是以新宪法为基础保卫民主与和平的国家,这种思想逐渐在日本国内扎下了根。以“个人尊严与两性本质性平等”为原理的宪法精神也已在家庭生活中得到了体现。

      现代日本的经济繁荣的确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而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发达国家共通的各种社会病理现象。日本社会的家庭发生了种种变化,家庭成员们的意识也起了变化。例如在二次大战前,“杀死婴儿”的现象极少,这种家庭悲剧还被写入了文学作品。而最近杀害家长的数量增多,夫妇相互残杀的案件也不稀奇了。家庭内的暴力事件与离婚率虽说从“国民生活指标”的统计来看并不很多,但战前却几乎没在新闻媒介中出现过。母子家庭、父子家庭的数量也有增加的趋势,由于出生率下降和家务劳动电器化使得妇女在家时间也减少了,夫妻双方参加工作的趋势扩大,正向普遍化方向发展。在现代日本的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另一方面经济审议会长期展望委员会的报告《2000年的日本》中,也指出了以下的情况,在未来的21世纪中,日本将迅速走向高龄化社会。在这期间,对老人问题的一贯政策就是要充分认识家庭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在这项报告中,为促进三代同堂和就近别居,也提出必须改进住宅和土地政策。我在第二节中曾论述过新民法的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核心家庭现象,如果要解决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用相反的方法来解决。

      由于夫妇双方参加工作的现象增多,家庭团聚的时间减少,孩子被单独留在家中,就造成了他们违法或不良行为的发生。在教育荒废的呼声中,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需要重新加以强调。日本战后,人们常说“女人和袜子”变得厉害(结实)了,在新宪法和新民法的实施下,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地位确实得到了提高。但随着男女同权意识的增长,家庭中的夫妻状况也发生变化,丈夫与妻子的家庭作用变得模糊起来,分工不明确了。

      面对上述家庭或家庭生活中发生的问题或课题,应当怎样考虑我国家庭生活方式的未来形态呢?现将新的家庭道德的方向现论述如下:

     
(1)以旧宪法或旧民法为基础形成的家父长制家庭成员关系及男尊女卑的家庭决不能复活。家庭是以男女两性的情投意合为基础建立起的夫妇共同体。与子女一起组成血缘集团。

      (2)夫妻在两性人格平等和基本人权的基础上,分别发挥个性,分担各自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相互尊重对方的立场。

      (3)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家庭成员的共同体。为保持和睦,必须要实现《论语》所讲的“和而不同”中“和”的道德。“和而不同”即是说自己与他人作为相互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在认识到“自我存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他人的存在”。通过内心与形式(行为乃至动作)的表现,实现自、他间的“和”。这在本质上也是与“礼”的意义相通的。所谓“礼”,就是通过划分彼此,互相承认对方、尊敬对方,从而注意自身修养。内心转化为形式(行为、动作)以实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和睦”。

      从上面的推理来看,这也是与“义”的精神相贯通的。“义”同“宜”,就是说要发现和创造对他人、对自己都相适宜的条件。不是主张对自己单方面来说的“正”“义”,而是通过发现和创造对自己和他人都适用的“正”“义”来实现“自、他共同的立场”。这一点也是与实现“和”的道德相关联的问题。

      (4)如上所述,一个家庭要想发挥其作为共同体的、充满活力的机能,就必须要实现和睦。而且这种“和”必须是包含有“礼”与“义”的精神。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家长与子女之间,抑或是三代人(祖父母、夫妇、子女)之间,如果能在“礼”“义”的基础上实现“和”一的话,就能够形成真正充满平安、信赖、爱敬的共同体。

     (5)如前所述,对于面临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的日本来说,老人的福利问题单靠国家的政策是不能够解决的,家庭必定是包括老人(指夫妇任何一方的父母或祖父母)而构成的共同体。据总理府“对昭和52年退休后生活展望的调查”(1977年)表明,子女对赡养老人问题的看法有以下几种。回答“当然应该赡养”的人占43.9%,“照顾孩子有余力时”的条件型占36.5%,认为“不必勉强行事”的占19.2%。据各种社会调查表明.下列意见较多,即“可以一起居住,自己也希望将来能这样。”但人们也认为“退休后由自己或国家负责任”,“不依赖子女”。

      从上面的倾向可以看出,赡养老人、老人与儿女一起居住,是今后日本社会的大问题。但婆媳、翁婿住在一起,往往又是造成各种家庭不和的原因。所以三代同堂,就要求老人和年轻夫妇都要抱有以理智和道德为基础的生活态度。孔子在《论语》中也曾说过“单是赡养双亲,与饲养犬马无异。不敬亲无以为孝。”夫妇必须抱着尊敬老人的态度,老人则要对儿孙们热爱、谦让。没有这种态度,家庭的共同体就难以成立。反过来也一样。在这里,上面提到过的在“礼”、“义”基础上的“和”的道德又一次被提出了。

      与老人合住的家庭确实会产生一些矛盾,但孩子们却可以在老人恰到好处的看护下健康成长。而在那些核心家庭中,没有经验的母亲由于在育儿方面过于神经质,会导致发生母亲杀死孩子的极端现象。在人生经验不足的核心家庭里,家庭成员们会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就使家庭崩溃,造成一家离散的悲剧。事实也证明,在没有祖父母的、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家庭中,少年不良行为多有发生。

      战后由新民法造就出的核心家庭并非全都收到了好效果。无论是三代同堂还是核心家庭,只要家庭这个共同体存在着,成员们就必须抱有良好的道德态度,有道德教养。否则就丧失了家庭存在的根本基础。

      (6)现代日本的离婚率虽说从统计数字来看并不算高,但又确确实实在增加。离婚一般来说当事人都是无可奈何才导致这种结局的。从家庭道德的角度来看,没有孩子的离婚只涉及当事者双方,所以夫妻双方只要统一意见就能够解决。离婚原因是由于某一方的非道德行为引起的话,当事者应当负责任。在有孩子的离婚中,夫妇不可能把孩子分为两半,所以他们对孩子的罪恶是难以估量的。从避免这种悲剧发生的意义上来说,有孩子的夫妇离婚,按家庭道德的原则是不允许的。

      (7)战后的日本是作为民主主义国家发展起来的,所以很重视横向的人际关系。但以家庭为例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人和人的关系虽说是基本平等的,但家长与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等,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纵的关系。所以人们要自觉地意识到维护这种关系的纽带。即:家长对子女要慈爱,孩子对家长要孝顺(敬爱),兄弟姐妹都要有先后顺序。这些都不是靠外部强制所能够实现的,而是在自发的感情基础之上构成的家庭人际关系。但这种感情也需要家庭成员们为实现包含着“礼”“义”的和睦而努力的自觉性。单单沉溺于感情则有被淹没的危险。家庭中真正的民主主义道德是什么呢?我们时常要追问这个命题的原因也正是在于上面这一点。


(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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