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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工生殖的一些伦理思考

 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   秉祥


一、夫妻不孕的生殖科技的种类

    结婚多年,仍然膝下无儿,对不少夫妻都构成困扰。在古代中国,这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家庭责任问题。对于现代人,则是家庭生活不够圆满,缺乏孩子所带来的快乐与满足的问题。

    在另一方面,人类科技不断推陈出新,连生殖科技也是日新月异,针对夫妻二人各种不育的原因,而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科学辅助人工受孕技术。

    简单来说,夫妻不孕之成因及其相对应的科学辅助人工受孕技术有以下几种:

    1)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通常简称AIH)——当丈夫因故(如残废)不能与妻子行房,或在性交时不能射精,或当妻子子宫颈粘液太多,使精子被困或被杀而无法与卵子会合时,可用此技术。医护人员先要收集丈夫的精子,再用人工方式把精子注入妻子的阴道或子宫中,希望其中一个精子能与妻子所排出的卵子结合。

    2)他精人工授精(A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通常简称AID)——当丈夫根本不能生育或有遗传病(严重者可致婴儿天生残废)、传染病(如爱滋病),或精子数目不足时,可用此技术。授精过程与上述的AIH一模一样,唯一区别是精子不是从丈夫身上收集,而是来自不知名的捐精者。精子通常是通过医院中的精子库,或私人成立的“精子银行”获取。捐精者通常都会得到一些报酬,所以严格来说,是售精,而非捐精。

    3)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通常简称IVF)——当妻子输卵管出现问题,使卵子无法由卵巢输至子宫,可用此技术。过程是先用医学仪器把妻子的卵子从卵巢中取出体外,然后放在藏有精子的玻璃器中,使其受精,然后再放回妻子的子宫中(vitro,或vitrum,是拉丁文,意即玻璃器,所以这种技术俗称“试管婴儿”)。

    4)卵子捐赠(Egg Donation)——当妻子卵巢根本不能产卵,或虽可产卵,但输卵管不能运作,并且医学仪器也无法从卵巢将卵子取出体外时,可用此技术。过程与上述的IVF一样,只是卵子是来自另一女子,而非来自妻子。

    5)胚胎捐赠(Embryo Donation)——当妻子不育(原因与上述第四种相同),丈夫也不育(原因与上述第二种相同),只有依赖别人所捐赠的卵子与精子,通过IVF或“灌洗”程序(Lavag,用人工授精方法,使捐卵女子于体内受精,于三四天后“灌洗子宫”,使胚胎排出她体外),把这个完全来自别人的胚胎移放至不有妻子的子宫内。

    6)代孕母(Surrogate Motherhood)——当妻子因各种原因(如严重盆骨病、没有子宫、曾数度流产或健康情况欠佳)不能或不宜怀孕,便可委托另一可以怀孕的妇人,代她担任怀孕的工作。由于有人工授精及体外受精的技术,于是无需通过性接触,也可使这个代孕女子成孕。代孕母在产下麟儿后,便要把孩子交给委托夫妇,放弃一切母亲的权利。在绝大部分的情形中,代孕母都会从委托夫妇那里得到一笔酬金。至于精子和卵子的来源,可来自不同的人:精子可来自委托丈夫、代孕母的丈夫、或另一男子;卵子则可由委托妻子、代孕母或另一女子提供。

      二、生殖科技所带来的崭新家庭模式

    生殖科技的广泛应用,固然能为不育夫妻带来新希望,但也有不少隐忧,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家庭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自古以来,人类的生育与婚姻是有一个接近一体两面的关系。男女若要生育及建立家庭,都会先结婚,与配偶(而不是随便任何人)来成家立室。另一方面,结了婚的男女,绝大部分都会生儿育女。换言之,在传统的家庭模式中,生儿育女是在夫妻关系中进行;不管是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夫多妾、一妻多夫或多夫多妻的婚姻关系,都是如此。上述的夫精人工授精,及用夫妻二人本身的精子和卵子所作体外受精,由于仍是在夫妻关系中生儿育女,所以仍是与传统的家庭模式吻合的。

    可是,上述的他精人工授精、用第三者的精子或卵子而作的体外受精。卵子捐赠、胚胎捐赠及代孕母等人工生殖方式,却是离开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在婚姻关系外寻找他人生育的捐献。这种“合资”生子女,或在生育上的移花接木,革命性地把生育和婚姻之间的密切关系切断。作为一种社会认可的生殖政策,这会是史无前例的。(在古代中国,当妻子不育而丈夫理直气壮去纳妾时,这位妾也会纳进家庭婚姻关系中,而不是在婚外替他生子。)离开了婚姻关系来生儿育女,可以带来以下这些崭新家庭模式:

    1)多父多母家庭——由于有婚外第三者的参与,所以这些生殖科技的运用蓄意制造了最少三个父母亲,而最多共可有五个(遗传上的母亲、孕育母亲、抚养母亲、遗传上的父亲及抚养父亲)。若把非蓄意因素也加进去(因离婚或配偶早死而再婚),孩子的父母亲人数便会更多。

    2)亲属关系不清家庭——1987年南非有一位女士,因女儿出嫁后不育,便为女儿作代孕母生下麟儿。这孩子究竟是这位女士的儿子(因为是用她的卵子和子宫生的)?还是她的外孙子(因为这孩子的爸爸是她的女婿,她的女儿也要成为孩子的抚养母亲)?同样地,姐姐可以为妹妹当代孕母,父亲可以为已婚孩子捐精,……天伦关系日益凌乱。

    3)不婚单亲家庭——理论上,单身男士可通过代孕母做不婚爸爸,单身女士也可通过人工授精做不婚妈妈,处女生子。事实上,这些事也正在发生中。1993年初英国有一位名为安娜的女子,虽然有多次恋爱经验,但都不愿意为对方生育,而最后选择了他精人工授精,怀孕生子,建立不婚妈妈家庭。安娜认为这个安排,比找到合适对象才结婚生孩子更好,因为她的母性不能再等了。

    4)同性双亲家庭——男同性恋者可以雇用代孕母,女同性恋者可以用他精人工授精,使同性恋者能摆脱不能生育的遗憾。譬如说,美国加州奥克兰市在1982年出现了一个妇女主义女性健康中心,里面有一个精子库,是专为女同性恋者服务的。从此之后,除了需要男同性恋者“仗义疏精”(而不是仗义疏财)之外,女同性恋者可以不再依赖男性而有自己的血缘后裔,体现她们的母性。

    我们不要以为上述后三种家庭模式只会出现在西方,而不会见容于东方社会。事实上,只要我们容许第一种家庭模式的出现,其他三种便会接踵而来。这是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亲属关系不清家庭是相当良性的,因为这种生育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善意,没有剥削的成分。再者,以香港来说,不婚妈妈及同性恋并非犯法行为,所以法律既然容许不育夫妻在生育时寻求婚外援助,一个公平的法律,一定也要容许单身人士及同性恋伴侣去借助生殖科技,找外援生育,与他人“合资”生儿育女。

    一旦生儿育女脱离夫妻关系而独立,在夫妻婚姻关系外进行,上述新的家庭模式便会相继出现。这意味着人类几千年以来的家庭模式会经历天翻地覆的转变。一直以来、稳定的家庭制度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谨慎思量,家庭模式激变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

          三、崭新家庭模式与孩子利益

    家庭模式激变,长远来说,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短期来说,也很可能会有损成长于这些家庭的孩子的利益。

    1)他精人工授精——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寻求婚外援助的人工生殖方式。可是,在香港及西方社会,通过他精人工授精而生的孩子(以下简称“他精孩”)的权利常受到忽视。首先,在香港,他精孩虽有权在成年(现为二十一岁)时查证身世,但只限于证实他母亲曾以他精人工授精而怀孕生了他,使她怀孕的捐精者的资料则一概保密。可是,正如英国的(华诺克报告书)(Warnock Report)指出,他精孩还应该有两项知情的权利,就是知道这捐精人的种族及遗传基因健康状况。要知道捐精人的种族,是使他精孩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不会产生身份危机;要知道捐精人的遗传基因健康状况,是万一日后他精孩有疾病,医生可参照他亲生父母的病历作诊断。其次,他精孩有权不会因为他成孕的特殊情况而致精神受伤害。香港及不少西方社会都容许或甚至鼓励撒谎,在法律上把接受他精人工授精的夫妻视为他精孩的亲生父母(如在出生证明书上,把养父名字项填作生父的名字)。对于这对夫妻来说,这措施可能是好的,因为要让人知道自己不育而借精生子,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相当尴尬丢脸的。只是,万一他精孩在未成年时意外发现了自己的身份,及发现一直受欺骗,便会受极大打击,经历身份危机。在西方国家,不少他精孩是在父母进行离婚诉讼时才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于是他便面临双重打击,既要面对一个破碎家庭,又要重新认识自己。

    2)代孕母——这是另一颇具争论性的寻求婚外援助的人工生殖方式,而对因此而生的孩子可能更为不利。他精孩的父母尚可以在他精孩年幼不懂事时暂时向他及他人隐瞒他成孕的事实,以致他的童年成长不受滋扰。可是,代孕母而生的孩子,从一开始便被邻居及亲友知道是另一女人所生,无从隐瞒(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如香港、中国及日本)。因此,这个孩子从童年开始便有可能被其他小孩讥笑为“野种”或“孽种”;不言而喻的,这对于小孩的心智成长极为不利。再者,万一代孕母所生下来的婴儿有残疾,他是否会可能遭遗弃?委托夫妻是否会认为“货不对” 而拒收或要“退货”?代孕母又是否会认为这孩子本是为他人而生而拒绝抚养?一个残疾的婴孩是否会因此成为“热马铃薯”被双方你推我让,无人认领及抚养?

    3)亲属关系不清家庭——当外祖母也是生母,伯父也是血缘上的父亲,姨妈也是血缘上的母亲等情况出现时,小孩子的家庭人伦观念可能会很混乱。缺乏清晰的人伦观念,特别是在父母人伦上出现混淆,对于孩子的心智成长可能不利。(出生及成长在这种家庭中的小孩当然不可以与因乱伦而生的小孩混为一谈。只不过,在某一方面这两者是相同的,就是家庭的人伦关系给打乱了。)

    4)不婚单身家庭——有些人认为现代社会(或因离婚,或因丧偶)也有不少单亲家庭,所以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只不过,通过他精人工授精而建立的不婚妈妈家庭,始终与因离婚或丧偶而产生的单亲家庭有重要区别。在后者,小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爸爸,而是爸爸已死,或不与他共住。小孩至少还知道爸爸的名字,见过他的照片,甚至(在不少离婚的情形)偶然与他重聚。就算这个单亲妈妈是受男人所遗弃,她还是可以向孩子交待他爸爸是谁。相反的,孩子若出生及成长在用他精人工授精而建立的单亲家庭中,他是完全不知道爸爸是何方神圣,既不知他的名字,也不知他的相貌及下落。这孩子好象是一个来历不明的遗弃品,试问他如何向同学解释?如何避免邻居小朋友的耻笑?如何去解决自己的身份危机?这个因素是对他的心智成长极为不利的。

    5)同性双亲家庭——同样地,在同性双亲家庭成长的孩子,他们又如何向同学解释,他们家里没有爸爸,却有两个妈妈(或相反)?他们的弱小心灵是否有足够防御能力去承受外在的压力和嘲弄?同性恋者自己愿意承受甚至挑战社会给他们的压力,这是他们勇气可嘉。可是小孩子在非自愿的情形下,也被推出来承受这股社会压力及讥笑,似乎对这些小孩不公平。

          四、人工生殖伦理与环保伦理

    我们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检讨生殖科技的道德得失,可是,限于篇幅,只能暂时停在这里,最后,笔者愿意指出,人工生殖的伦理学与环境保护的伦理学,其实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因为都牵涉到应用科技的问题。

    普世的生态危机教导了我们一些极其昂贵的教训,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第一,肆无忌惮地滥用科技,导致了广泛的污染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第二,只为自己着想,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不为下几代的人着想,导致地球资源严重消耗及浪费,后世的人可能自然资源短缺。第三,征服自然及人定胜天的世界观既错误,又遗害甚深。

    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生态危机尚未解决,人类科技的发展已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上。根据(公元二千年大趋势)(Megatrends 2000)一书第八章所预料,下一个世纪将会是生物学的纪元,生物科技(包括生殖科技)将会对人类及人的社会有猛烈的冲击。笔者认为,假如我们对生殖科技及其他生物科技(如遗传基因工程)处理不当的话,将会继环境大灾难之后酿成社会大灾难,一发难以收拾。因此,我们可参考上述生态危机所给予我们的三个教训,定出三个生殖科技的“绿色运用”。

    1)我们要小心谨慎地运用生殖科技,因为滥用科技后患无穷。我们要切忌有得用就必去用的心态,以为不用高科技便吃亏或落伍。其实,“能够这样做” 并不就表示“应该这样做”。人是科技的主人,决定科技的使用范围,而不是反过来成为科技的奴隶,被科技牵着鼻子走。我们不能让科技突破所带来的兴奋冲昏头脑,未曾三思便鲁莽应用。因此,把生殖科技应用到跨越婚姻关系上,寻求婚外第三者的捐献,“合资”生子,移花接木,动摇传统家庭结构,是否滥用了生殖科技呢?再者,发明生殖科技的原意,是替不育夫妻克服障碍,使他们也能如其他夫妻一样顺利生育。可是,当单身人士及同性恋者也不甘后人,要求用这些科技的时候,却演变成为想绕过他们生物上不能生育的限制,另外设计一种新的生育模式,为自己制造孩子,这又是否滥用了生殖科技呢?最后,由于人工授精程序很简单,在私人诊所也可以进行,所以“精英精子库”便纷纷在西方民间兴起,为不孕及富有的夫妻提供“质量高”的精子。干是,借种演变成为配种,人工生殖演变成为优生生殖,这又是否滥用了生殖科技?

    2)我们不可只为自己而活,不为下几代的人着想。正如前述(第三节),离开了夫妻关系而进行的人工生殖所生下的小孩,可能在很多方面都会受到损害。没错,我们有生殖的自由(生殖权也可算是一种人权吧),但我们也有生殖上的责任,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或体现自己的母性或父性,而不顾一切地把孩子带到世上来。我们虽有生殖的自由,但若罔顾生殖的责任,便流为自我中心的放纵。再者,我们不单要为下一代着想,也要为后几代的人着想,考虑一下我们现在的行动会带来一些什么长远性的社会后果。正如前述(第二节),多父多母家庭、亲属关系不清家庭、不婚单亲家庭及同性双亲家庭,都会动摇家庭制度的稳定性,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多作研究,周密定下一些应变政策,作适当的法律管制,三思而行。我们不应为了这一代人得到生殖上的满足,而不顾一切,让后人来承担我们大意行事的长远后遗症。

    3)我们要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尊重自然秩序。一方面,我们无需臣眼自然状态的错乱发展,任由其摆布。所以在夫妻关系中运用生殖科技(如夫精人工授精、体外授精),以克服自然成孕的障碍,是可行的。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有征服、驾驭或操纵大自然的人定胜天心态。把生育关系从性关系及婚姻关系中割离出来,使单身人士及同性伴侣绕过人类生物构造的限制,为自己制造半血缘后裔,虽是科学奇迹,但都显露出人对自然生殖系统的把持霸气和人的傲慢。古代的中国人说:“事有定数,不可强求”,“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些话中的宿命论成分和投降主义思想;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话所指出的人的限制,却是我们该承认的。生活于天地之间,人有很多限制,并非事事皆可操之在我(譬如说,吉凶、祸福、安危、寿夭、穷达。贵贱、生死)。不甘接受这些限制,而要不择手段,想操纵一切,主宰一切,到头来可能得不偿失,弄巧成拙。我们既不应守株待兔,也不该拔苗助长。

    因此,生殖科技伦理学并不只是处理夫妻不育问题那么简单,也牵涉到人与科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大问题。换言之,人工生殖的伦理学(以致于生命伦理学的整体),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宇宙人生观来作指导。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对于生活于高科技社会的人未尝不能提供一些启发。譬如说,老子所提出的“无为”(不妄为,不勉强而为)及“顺应自然”,便相当适切。正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道德经·六十四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此外,《易传》中的天地人三者和谐共处的思想也很合宜。正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卦·文言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周易·泰卦·象传》),而易道正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周易·系辞上·第四章》)。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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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秉祥著,《繁星与道德》,香港,三联书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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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State Task Force on Life and the Law, The Surrogote Parenting: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New York: The New York State Task Force on Life and the Law,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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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sey, Paul. Fabricated 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Warnock, Mary, A Qliestion of Life: The Warnock Report on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中日实践论理学讨论会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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