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叶县佐仓市 山本和彦

       烦恼的根源在儿子英一郎身上。英一郎出生于1959年，他从小就很让大人省心，爱在家读书，是个老实孩子。但在我的眼里看来，这是缺乏儿童应有的好奇心和活泼的表现，心里很不痛快。开始还能忍耐得住，想任其自然，撒手不管，但不知不觉中就开始罗罗嗦嗦地横加干涉起来。我曾试着与儿子对话，劝说他改变性格成一个积极进取的人，但结果却是对话变成了大拍桌案的教训。

     很快，儿子不再和父母对抗而是钻进了自我封闭的小天地，最后是陷进了《圣经》的世界。慢慢地，儿子开始对《圣经》作些自以为是的解释，还干些使我们家长为难的事，说是按《圣经》的要求做的。最后，他甚至从大学退学了。

     儿子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他做的事真令人难以置信。我是那么充满希望地培养他长大，可就是找不到理解他的线索，一天又一天，束手无策。

     一想到英一郎的事情，我的矛头总是先对准妻子。即使没有儿子的问题，她性格慢，我脾气急，我们也总是会有些磕磕碰碰，但随着儿子一天天地长大，我们夫妻间的麻烦也就越来越多了。

     1967年，第二个孩子也4岁了。妻子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始给人送牛奶。这期间她又开始热衷于插花、裁剪、书法……等等的兴趣学习班。孩子正是最需要人照看的时期，所以妻子这种“忙忙碌碌”的样子很使我不快。我不止一次地发火，冲她大声嚷嚷着：“老是不停地教育自己，难道教育孩子就不是作母亲的责任吗！”

     有时候，我想为家里人作点贡献，就提议；“把附近的孩子们叫来，开个热热闹闹的晚会吧”。妻子虽然总是满口答应着：“好！好！”，可就是只顾忙自己的，根本不按我说的开始行动。她这种雷打不动我行我素的态度也是我心中一颗忿忿不满的种子。

     按妻子的说法，我那时象个场上教练，对家务和孩子的事总是“这样！那样！”地发指示，自己却什么都不干。每逢节假日我就一个人出门，要么是打“老虎机”，要么是去洗桑拿、钓鱼。除此之外我还很爱发火，说了的事稍稍不见回音就张口骂人；“你是瞎了眼的灯泡吗！”。妻子有时感冒了，我也会说：“混帐！就是闲出来的病！”。反正一有什么事我都会随口骂一句“混帐！”，还解释说：“混帐就是我表达爱情的专用词，你连这也不懂吗！这个混帐！”。妻子被骂来骂去的，结果到最后就只是“好好、行行”地在当时应付我一下罢了。

     我把自己的问题搁在一边，总认为孩子之所以这么让大人费心全是因为妻子。既没有尽到作妈妈的责任，性格又好强，我说的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真可以说那时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糟糕地步。我和妻子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件成功的。

     既便如此，在公司里我为了不让同事和上司看出自己的家务烦恼而有意作出开朗能于的样子。可公司的工作也不是总这么绷紧弦的，稍有放松我就会为英一郎和家里的事沉思默想起来，有好几次处理工作时显得心不在焉。慢慢地，我越来越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忘记重要事情的失误增多，对周围同事照顾不周，人际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业务上的客户说我，“您做事可真是自己有一套呀”，言外之意是说我我行我素，不管不顾吧。我觉得自己的真实面目被人看穿，非常沮丧。

     这时我已经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因不能集中注意力，所以工作就出错。而一有失误我就会陷入一种自我厌恶的状态，这种恶劣心情则又导致了更大的失误，最终只能是不断的恶性循环。公司和家庭都不是让人舒心的地方，我是真正的走投无路了。因为失眠，我只能是每天深夜开着电视喝闷酒，直到电视台的节目全部结束，精神安定剂（一种强力安眠药）也成了必备品。

     后来听妻子说，我睡到半夜会突然爬起来象夜游症患者似地在房间里晃晃悠悠地走来走去；要么就说梦话，大喊“混帐！”“畜生！”，让妻子心惊肉跳。我站在火车站站台上，非常害怕看列车轨道，老是要背对车轨站着。我那时就是如此地内心失衡，毫无安定感，精神处于崩溃状态。

     使我的人生由消极转向积极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不会忘记这一天的，那是1982年12月17日。

     半夜里，我忽然醒来仰望着天花板发愣，渐渐地我似乎看到了被逼近悬崖边已无路可逃的自己的身影。紧接着，家里人的影子也出现了，刚刚从札幌迁来投奔我的年迈的父母、妻子、孩子。想着想着，我禁不住自言自语道：“为了这个家，我这个一家之长不能就这么垮下去啊！……”。接着又自问自答地说：“你活了50岁从来没为家里做点儿什么卖命出力的事啊！人活一辈子，你也该拚上命试着做点什么吧！……”，“是啊！要干就得从现在开始！就是现在！去参加伦理研究所的‘晨会’吧！我得变变了！我得向自己挑战！”。一想到这里，我忽啦一下蹬掉被子坐了起来，我打定主意了。

     为什么我想到要去参加“晨会”呢？其中原因之一是，1982年春天我曾在八千代市民会馆听过一次讲演。当时的题目是“闪  光吧！儿童的未来”，讲演者是伦理研究所的研究员K先生。当时  K先生说解决问题不能靠他人靠神仙，全看自己的努力如何。只  要认真地按纯粹伦理指明的为人之道去实践的话，无论什么问题  都会有所改观的。我当时是边流泪边听完K先生的讲演的，心里  已经有点相信他了。而另一个原因是妻子的变化。她从前一阵子  开始就在参加“晨会”活动，眼见着一天天开朗起来，就象换了  个人似的。妻子的变化也打动了我的心。每天早晨妻子从“晨  会”回来喊我起床上班时，总是笑眯眯地对我说：“早上好啊！”，  这一声招呼真是明快，让我心里感到忽地一亮，很舒畅。作为妻  子，她的烦恼肯定比我还多，但她一点也不显露出来，每天总是  快快活活地忙前忙后。我感到了纯粹伦理的力量。

      12月17日这天早上，我把妻子摇晃醒，让她带我去参加清晨  5点开始的“晨会”。来到会场，一条有力的标语跃人眼帘：“早起  是重建的第一步”，这简直就象是为我准备的。我似乎看到了一线  光明，感到重建的起点就在这里。我的内心涌起一种强烈的愿望：  过去的50年，我的人生就象是一辆故障百出摇摇晃晃地开过来的  破汽车，从今以后我要脱胎换骨，使自己的人生达到“完全燃  烧”的最佳状态。同时暗下决心：“半途而废不能使自己彻底改变。  我要坚持‘晨会’百日全勤，把它当作自己的修行。”

      从此，我每天4点半起床去参加“晨会”，开始了自己的实践。  有时很困，有时天冷，也有时因为工作关系晚上到12占以后才睡，“甚至感冒发烧，但这些都没能中断我的实践。我差不多算是死过一次的人了，相比之下，这些事真不算什么。

      严冬的早晨在黑暗中顶着寒风出门时的满天繁星、回来时美  丽的朝霞和鲜红的旭日真是美极了。我感到了那种因大自然而生  而活的喜悦和身心如洗的清新。

      通过每天“晨会”的学习和参加在富士高原研修所的住宿培训，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对妻子孩子发号施令，百般指责都不过是为了要面子故作姿态罢了。总是担心那些遥远的将来的事，而眼前该说的事不说，该干的事不干。对孩子来说也是个没尽职的父亲。

     另外，我最大的问题是总想让妻子和儿子按自己的想法变得“好一些”。根本不听对方的意见，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自己的观点单方面地强加于人。所以妻子越来越象乌龟一般顽固，孩子则越来越消极。其实这些责任全在我身上，是我使她们变成这样的。我心里充满着对妻子和孩子的愧疚之情，一面真诚地请求她们原谅，一面也发誓要作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实践之一便是“抛弃担心”。无论妻子和孩子做什么都信任她们，不去担心。相反地，要问问自己这时候该干点什么。无论是高兴的事还是痛苦的事，总想着“这一切都是因为现在需要它才发生的”，采取一种接受的态度。总是对自己说；“这就挺好！这种本来面目就很美！”

     现在，每天清早去“晨会”的时候，我都要在大门口面对太阳即将升起的东方，一个人大声地说：“谢谢！又带给我一天的生命！”还一个个叫着家里人的名字说：“今天一天，加油干吧！”算是向他们问候早安。

     如此这般，已经6年了。正如人们常说的“坚持就是力量！”，有好几次我的努力差点中断夭折，但毕竟还是一天天地坚持下来了。这期间，我的生活也一点一点地出现了变化。

     先是我的神经官能症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我又能心情开朗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1984年4月我被升为公司总务部长，主管后勤、人事、劳务、职工教育这些重要的工作。神经官能症已经成了无人相信的谎言，我满怀热情地积极投入到培养人材和增强组织活力的工作中去。

     夫妻之间也慢慢能做到和睦一致了。每天早晨我都认认真真地和妻子面对面地互致问候并说：“今天一天还请多关照”、两双手紧握在一起沟通着双方的心灵。两个人理所当然地做着这些，毫无勉强之感。最令人高兴的是、妻子在佐仓市接受了家庭护理的培训，现在全力以赴地照顾着我那瘫痪卧床的老母亲和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妻子没有陷到婆媳矛盾的纠纷中而是开朗地奉献着，我每当看到她忙碌的背影心里都充满了感激。

     儿子英一郎正向着新的人生目标在作自己的努力。坦率地说，他总在调换工作，今后的前途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无论他走上怎样的人生道路，我这次一定会从心底深处信任他、守护着他。是儿子给我提供了一个审视修正自己的人生的机会，我一定要努力实践来回报他。

     现在，大家让我担任佐仓市志津实践部的普及委员，我和200名会员们一起开朗、友爱、愉快地开展着普及活动。我正处在人格改造征途上的关键路段，下面一段话将是我前进的路标：“靠真诚的劳动助人、救人，以他人之喜悦为自己的快乐，这种快乐才是世上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