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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就业与现代日本的家庭伦理


    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我国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多样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因国民平均寿命高居世界第一位而成为长寿社会。随着这种社会形态的来临,在经济方面造成了所谓“日本惯有的雇佣方式”的转变。而且由于职业妇女增多、技术不断更新、以及服务业的日益发达等原因,使得人们在经济方面有更多的新展望。特别是对于女性,长寿化,使得她们在结婚、生儿育女、就业等方面,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与更多的选择机会(《追求新女性的生活方式》,经济企划厅国民生活局编,1987年)。具体说,在这些诸多显著变化(以“长寿化”一项最为显著)中,家庭类型朝向小家庭化,在生育方面也趋于“少产化”,这一趋势的发展以及人们本身价值观的变化,家庭的功能也逐渐产生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受到注目的是“家庭功能的主控者女性本身在生活方式上的转变”(前引书)。

    女性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但影响其本身的价值观、人生观,同时也影响家庭和家庭生活。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对于现代日本家庭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今后又可能会产生何种形态的家庭人伦?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可能产生的家庭人伦形态?以上三点都是本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妇女走上社会

    本篇所讲的妇女走上社会,是专指女性的就业状况而言。劳动大臣官房政策部曾针对此一事项进行过社调分析与探讨,依据该部所编《公元2000年之就业情况》一书第一章(〈就业环境的变迁与对公元2000年的展望〉)第一节(〈妇女化〉)内容,大致可作出以下的结论。

    回顾我国女性就业率(占15岁以上就业人口之比率)的变迁,二次大战后不久的1947年间,其比率是47.4%。1955年时,上升至56.7%。之后由于供需量上的变动,使得表示该就业率的曲线呈现出小幅度(略增、略减)的更迭起伏。1960年起,由是年的54.5%开始逐渐下降。1975年时降至谷底,比率只有45.7%。但自次年(1976年)起,又开始回升,尤其是在1977年经济不景气时,仍然保持上升的趋势。至1984年时,其比率回升到48.9%。

    我国的女性就业率,以往是以农业家庭,自营业家庭之家族从业人员所占的比率最高;但1955-1975年间,由于①产业结构、就业意向的转变、农业家庭人口大幅度减少;②升学(高中、大学)率升高,造成15~19岁的就业率大幅度降低;③70年代时,受石油危机影响等原因,而呈现出低潮。然而自1976年起,女性的就业率开始从1975年的谷底往上回升,促成回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农业家庭人口锐减的趋势稍有缓和。

  2.经济复生,使得雇佣者家庭的女性就业率上升;其比率由1975年的37. 2%上升至1984年的45.2%,升高了8个百分点,这一点颇值得注目。

[年龄与女性就业率]

     1955年起,各年龄段女性的就业率都呈下降趋势;其中尤以15~19岁年龄段的降幅最大。以年龄为纵轴,就业率为横轴,其图形呈M字型。该M字型的谷底,约形成于1970年左右,这后又渐次回升。

     1975-1984年间,以25-29岁年龄段女性的就业率增幅为最大(共增加11.3个百分点);其次依序是40-44岁年龄段(上升8. 2个百分点);30-34岁年龄段(上升6. 7个百分点);20-24岁年龄段(上升6. 2个百分点)35-39以及45~49岁年龄段(上升5. 6个百分点)。

    由于未婚率以及婚后仍继续就业的情形增加,使得M字型的谷底移至25-29及30-34岁的年龄段。

    40岁年龄段女性就业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在家务、育儿方面的负担减轻。

[与欧美五国的比较]

     英、日两国的年龄与女性就业率呈M字型(因结婚、生产而使得就业率降低)。其他国家的年龄与女性就业率呈山字型。

     瑞典女性的就业率(居工业先进国家之冠),即使在结婚、生产的适龄期也未出现下降。其年龄与女性就业率最高的是40岁年龄段。

     美国年轻女性与中年女性的就业率都属走高趋势、因此图型呈(原形型)。

     西德、法国以年轻女性的就业率为最高,之后随年龄段而递减。

    (欧美先进国家的女性普遍在结婚、生产后仍继续就业。)

 [女性雇佣者的总人数](资料来源:总务厅〈就业调查〉)

     1960年738万人。……1984年1518万人(约增加1倍,而男性雇佣者的增幅只有0. 7倍)。

     女性占全体雇佣者的比率:1960年为37. 1%,1984年为36. 5%(上升5,4个百分点)。

     女性在第三产业雇佣者当中所占的比率:1970年为58.9%,1984年为67. 4%(比率超过原居首位的制造业)。

[女性雇佣者质量方面的提高]

     (1)中高龄女性的就业率增加,其中增幅最大的是“有配偶的女性”。1970年时,年龄35岁以上的妇女占所有女性雇佣者的39.2%;1984年时,增至56. 7%。1962年,从事非农林业的女性当中,未婚女性占55.2%,有配偶者占32. 7%;1975年时,有配偶者的比率(占51. 3%)韶讨夫婚者:1984年时,又增至59.2%/若再加上丧夫、离异者,其比率总和高达68. 5%。换言之,“已婚女性”在所有从事非农业的女性当中所占的比率近七成

    (2)学历水平提高(资料来源: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新制学校毕业者的学历构成变迁〉)

    1960年:国(初)中毕业占54.4%,高中毕业占42.1%,短期大学、大学毕业占3.5%。

    1975年:国(初)中毕业占9.2%,高中毕业占64.0%,短期大学、大学毕业占26.8%。

    1984年:国(初)中毕业占5.1%,高中毕业占60.0%,短期大学、大学毕业占34.9%。

    (3)持续就业年数增长。[职业妇女(非专职者除外,例如从事打工的家庭主妇)的平均持续就业年数。资料来源:劳动省〈薪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

     1976年为5.3年,……1984年为6.5年。

     1976年:持续就业未满5年者为62.6%,5年以上者为37.4%(其中持续就业满10年以上占14.8%)。

     1984年:持续就业满5年以上者占45.0%(其中满10年以上者占23.3%)。

〔促成就业意向转变的因素〕

     (1)第三产业再扩大对女性从业人员的雇佣(从事该产业的女性从业人员比率原本就高于男性)。产业结构多样化,使得已婚女性较易获得受雇机会(如打工等),为了对应安定期的企业成长率,因此扩大对女性从业人员的雇佣(因为女性从业人员的雇佣调整比较容易实施)。

      (2)高学历化,女性本身意识形态的转变,家务、育儿负担减轻,以及“一家之主”的收入增加迟缓。

 二、女性自身意识形态的转变

     调查结果的统计资料表明“走出家庭、走上社会”(更具体地说即是“就业”)的女性确实有显著的增加。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已婚”、“有配偶”者。探其原因,不外乎是下列两点:

     1.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加。

     2.女性本身对于就业、育儿方面的意识形态的转变。

    《追求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探讨长寿社会中之女性生活方式》(经济企划厅国民生活局编)一书,对于现代女性的意识形态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与调查。在进行具体陈述之前,先说明下列几点:

     1.调查区域:东京都及富山市。

     2.受调人数:各1000名,两地总共2000名。

     3.调查对象:20-60岁年龄段的女性。

     4.受调对象的产生方式:每隔10岁,任选出200名。

     5:有效回收:共655件(有效回收率:32.8%),其中东京都255件(有效回收率:25.5%),富山市400件(有效回收率:40%)。

     如上述所示,本调查结果并不足以普遍代表现代一般日本女性的意识形态,但将它视为一种“倾向”应无不当之处吧!〔家庭生活与家庭、婚姻观〕

    (1)对婚姻的想法:  “可能的话,希望快点结婚”、“想要结婚”,有80%以上雇20岁年龄段的未婚女性抱有上述“结婚意念”。但抱有相同意念之30岁年龄段的未婚女性比率却只有50%。4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则无人持有“能够的话,希望快点结婚”的意念。在所有受调的未婚女性当中,年龄愈大者抱有今后也不想结婚念头的比率愈高,其对婚姻持消极态度的理由是觉得没必要结婚,宁愿专注于工作。持这种“消极观”的未婚女性比率,自30岁年龄段起呈递增趋势。

   (2)理想子女数:

      60%的30岁年龄段已婚女性、目前拥有2名子女。认为理想子女数是3个,不论哪一年龄段都约有4050%的人持有这种看法。换言之,“理想”是3名,但“实际”却是2名。

     (3)对离婚的看法:

     29.1%的“有夫之妇”,曾经想过要离婚,但后来又打消此念,而如今正考虑要离婚的占1.2%。换言之,有30.3%的“有夫之妇”曾经有过离婚念头。

     在30、40、50岁年龄段的“有夫之妇”当中,有30%以上的人曾经想过要离婚,但后来又打消此念。在20岁年龄段的“有夫之妇”当中,未曾想过离婚的人占75.9%。但也有3.7%的人回答说:目前正考虑离婚。该比率居各年龄段之冠。〔家族、家庭观〕

    (1)反对女性只要经济能够自立,便无需结婚这种论调。重视“适婚龄”与“婚姻登记”。

    (2)对于“三代同堂”、“教养子女”、“夫妇为中心的家庭生活”等,没有明确的意识倾向,且意见相当分歧。

   (3)协议离婚,着重争取子女的监护权。

    (4)您认为即使在婚后,女性也应当积极谋求经济自立吗?持肯定意见的约占60%,且年龄愈轻赞成的比率愈高。

    (5)顾虑年老后的问题,您是否认为还是有子女比较好?

     回答“是”的约占80%。而各年龄段的赞成比率如下;60岁年龄段为54. 5%、50岁年龄段为45. 7%、40岁年龄段为33.6%、30岁年龄段为26. 2%、20岁年龄段为29. 4%(比率值至此再度升高)。

     (6)赞成三代同堂吗?

      回答“赞成”的占44. 7%,持相反意见者占49. 2%,两者比率不相上下。回答者本人目前即处“三代同堂”,且其身份是“祖母”或“孙女”的话,持“赞成”的比率较高。相反的,若回答者的身份是属“中间尴尬层”,则多持“反对”态度。

    (7)您赞成在子女就业之后与之分居,以便重温“仅夫妇两人的生活”吗?

     对此持“赞成”意见的比率较高。自20岁年龄段起,其比率依序是61. 1%、58.8%、64. 8%、48. 5%、40.5%。20~40岁年龄段的回答者,对于子女即使就业亦希望与之同住所持的意念最为强烈。

    (8)教养子女,主要是母亲的责任。

     回答“否”的比例超过半数。但50-60岁年龄段的回答者当中对此持“肯定”的比率较高。年龄段愈低愈不赞同教养子女是母亲一个人的责任,且认为应该有人(多指丈夫)“共同协作”。

    (9)家庭生活应以夫妇为中心,而非孩子。

     持“肯定意见”的占全体的51%。自20岁年龄段起,其比率依序是56. 4%、57. 1%、50. 3%、45%、36. 3%。由此可见年龄段愈低持“肯定意见”的比率愈高。

   (10)离婚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

      有60%的回答者对此持“肯定意见”,至于“视离婚为罪恶”的比率并不高。30岁年龄段当中有70%(比率为各年龄段之冠)的回答者对此持“肯定意见”,而50, 60岁年龄段的回答者当中对此持“极肯定”的只有20%左右。由此可见两者对“离婚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的回答者对此间题“不置可否”,想必是因为“难以下判断”吧!

    (11)协议离婚,看重争取孩子的监护权。

     回答“是”的占70%左右,且年龄段愈高持肯定的意识愈强烈。

 三、职业妇女的烦恼与孩子的影响

     通过以上两节的具体调查结果与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点:

     1.妇女走出家庭,走上社会的人数日益增多(主要是因为女性就业机会增加所致)。

     2.由于愈来愈多的妇女走上社会,女性本身的意识形态也产生了许多变化。

     社调单位(不论是政府机关或是一般的社调机构)向来都是朝积极肯定的方向进行所谓妇女走上社会这一问题的探讨与分析。但另一方面,它也毫不掩饰地将女性在就业上的种种障碍、束缚、影响等提示出来。

      关于这一点,笔者欲透过《职业妇女的时代——探讨母亲就业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岩男寿美子·杉山明子编,1987年,NHK-BOOK)一书来进行探讨。本书是编者们依据1981-1983年间,在东京山手町、下町两处所实施的学童调查、教师调查、母亲调查的结果编写而成。

[母亲就业的影响]

     外出工作时,最担心的是子女的管教与教育。对于孩子放学后的行为、活动,作母亲的甚难掌握且甚少参与。

     母亲不在家,对于年级愈低的孩童所造成的影响愈大。例如:不用功、老看电视等(这种情形到了小学6年级后才减少)。

      以老师的评语来看,母亲属职业妇女的学童,常常上课忘了带东西,且学业成绩也较差(小学6年级以后,这种情形才获改善)。

     职业妇女型母亲参加学校女性家长会(由母亲或姐姐参加)的出席率比家庭主妇低。

     职业妇女型母亲心中最大的困扰与内疚是孩子一个人孤零零的。母亲是职业妇女的孩子,其心中“孤单”、“无聊”、“妈妈好辛苦喔!”之类的感受较多且深。随年龄的增加,前述感受始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上班使妈妈显得朝气蓬勃”(摘自某一学童的作文)。

     职业妇女型母亲的共同烦恼是“下班回家的时间太晚且不固定”、“没法将家务料理得很好”、“孩子身体不舒服时,没法给予他妥善的照料”。

     依据以上调查结果,职业妇女型母亲对于未能尽责“育儿”、“做家事”甚感烦恼,且对于“造成孩子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事怀有“罪恶感”,甚至于对孩子那种“已经习惯啦!”的反应也会深感“内疚不已”。

      除此之外,本书著者也提出了几点因母亲上班而造成的“积极效果”:例如,养成小孩独立自主的习惯、会帮助做家务、懂得体谅妈妈的辛劳等。然而,若站在孩子的立场来看,其“不得不这么做”,“不得不这么想”的成分应不亚于前者才是。关于这一点,我们万万不可忽视。

 四、探讨现代的家庭伦理

    上述3部分,仅依据各项调查结果将现代日本女性走上社会的现状、因此而产生的女性本身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间题,作了概括性的探讨。然而,我们应该如何更深一层地发掘、探究问题的核心呢?针对这一间题提出以下几点基本意见。

    1.今后我们应如何去考虑所谓“两人共同体伦理”的“夫妇之道”呢?

     一如现行日本国宪法当中的有关内容所述,家庭是基于男女双方共同合意之婚姻而形成的夫妇共同体。夫妇双方站在两性人格、基本人权平等的基点上互相尊重对方,以此才得以持续美满的婚姻关系与维持美好的家庭生活。

     和辻哲郎著《伦理学》第三章(〈人伦〉)第二节(〈家族〉)里,对于“两人共同体”之夫妇关系的人伦性意义,作了极为详尽的阐明。和辻哲郎言:“夫妇通过其‘和的存在’的形成而实现共同性。此正是夫妇所应当共同担负的人伦性任务。”换言之,“实现共同性”亦即实现所谓“夫妇相和”的“夫妇之道”。依同氏所言:夫妇关系是属于一种“互补关系”。唯有充分且完美的互补,才得以实现“夫妇和合之道”。基于此,故自古以来人们便运用这种“互补性”的观点来论述“阴阳关系”,以及建立所谓“夫妇有别”的伦理观念,除此之外,“互补关系”也导致夫妇在生活上应“分工合作”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至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谓的“夫之道”与“妇之道”,其实是有所区别但又两相互补的。然而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差异呢?关于这一点,和辻哲郎有以下的叙述:

     男(夫)主外,从事谋取生活的工作,抗拒外来威胁等具体活动,以此来维持、护卫、培养这种由夫妇所共同构成之“和的存在”。女(妇)主内,以温柔体贴来尽相夫之职。如此才能使得丈夫得以全心全意地去奋发努力。唯有这种“阴阳内外之互补关系”得以紧密结合、确立之时,夫妻间的和合才能积极地实现。

     于此,我们又面对另一件事实,那就是“夫妇的和合之道”同时又分成“夫之道,,与“妇之道”。

     根据上述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和辻哲郎很明确地将“夫妇之道”分成“内与外”,同时又把两者设定成一种应在夫妇和合中予以积极实现之阴阳内外的互补关系。而且,自古以来主要谈论的是“妇道”。至于“夫道”其是存立于“使妇道即立存为妇道”之处。且和哲郎认为“妇道”首重“温柔体贴”。其具体内容如下:

    (A)将对丈夫的爱,全部灌注在生活上。

    (B)不只是靠“心有灵犀”,且要对于丈夫身边的琐碎事情予以细心的关怀与协助。要针对丈夫的好恶、特性,而予以衣食住行各方面无微不至的照料。

    (C)“极尽妻子的爱心来做丈夫喜爱的食物”。

     换言之,她所献给丈夫的,除了美味可口的佳肴之外,还有就是她那颗充满“妻爱”的心。不仅如此,还要让丈夫在其他方面(如衣、住等)都能感受到“为妻”的那份深爱。为人妻者,以发乎至诚的“真爱”来构筑两人的“爱的世界”。这种“妻爱”的真诚流露是多么令人温馨啊!

     继“温柔体贴”之后,和辻氏又举出“谦逊恭顺、知礼有节、朴实无华”;“高尚典雅”;“含蓄富蕴、温文贤淑”3项。

    “谦逊恭顺、知礼有节、朴实无华”:在夫妇的“和的存在”里,一个被限定为“妇”的女人,要去回拒外来之第三者的介入。这种“不接纳第三者”的意念,以一种发乎至诚之“谦逊恭顺、知礼有节、朴实无华”的态度与具体行为而完全展现在实际的“存在”当中。不对其他男性展露自己的魅力,以“朴实无华”的“外在”来涵蕴本身丰富的“内在美”,言行、举行、装束要谨慎小心,干万不可因为一时的疏忽而损及自我之完整的“和的存在”。

    “高尚典雅”:当“谦逊恭顺、知礼有节、朴实无华”经由其本身自发式的努力与训练而转化成一种“特殊内涵”时,其所表现出来的便是“高尚典雅”的气质。

    “含蓄富蕴、温文贤淑”:“含蓄”则反而能呈现“富蕴”的内在,“秘藏不示”则反而能倍增其“魅力”。但对于她本人来说,这一切的一切完全都是“被隐藏于内的”。

     关于“夫道”的具体内容,和辻哲郎认为:“作丈夫的唯有真正做到‘无愧为人夫’才能称得上是一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A)作丈夫的应以夫妇之“和的存在”的“护卫者”自居,且面对外来的威胁也绝不畏惧、绝不退让。

    (B)上述[(A)]即是为人夫者对妻子“尽责奉献”的具体表现。相反的,若缺乏这种“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与作为的话,便“离夫道日远”。

    (C)对于妻子的生活与生存,为人夫者“责无旁贷”。唯有在“无内匮外忧”的情况下,妻子才能全心全意的“相夫”,至此她所构筑的“爱巢”才得以充满“人伦意义”。

    (D)勿将妻子的“奉献”(如:温柔体贴、关怀、照料等),视为理所当然,应将它视为一种促进夫妻生活美满的积极行为。妻子对丈夫尽“妻责”,并非只是消极地想取悦丈夫以便获取丈夫的怜爱,而是为了要积极达成促进夫妻生活圆满的目的。做丈夫的唯有基于这种“认识”才能在接受妻子“奉献”的同时,也对其(妻子)“人格”予以肯定的评价。

     以上即是和辻哲郎“伦理学”当中“夫妇之道”的具体内容。

     “夫道”与“妇道”是夫妻双方应共同担负的人伦责任与义务。目前我国有配偶者(夫妇),对于和辻氏“伦理学”当中所强调的诸项道德观,持有何种程度的认可与评价呢?

      依据前面3节的各项调查结果与统计资料显示:现代日本的职业妇女人数,1984年时总数高达:1518万人,同年“非农林业女性雇佣者”当中“有配偶者”占59.2%,其比率超过了未婚者。

      女性所认为的“理想人生形态”:家庭型(因结婚、生产而辞职,且之后不再就业)的占18%、职业型(不结婚但就业、或结婚但不生产以便继续就业)的占2%、同时型(结婚但不生产以便继续就业,或结婚、生产之后仍继续就业)的占16%、继起型(因结婚、生产而辞职,之后再度就业)的占43%(资料来源:《追求新女性的生活方式》,第153页)。

      依据前述资料,将同时型与继起型的比率值相加,实际上有59%的受调查女性考虑(或已在)就业。由此可见女性的职业观确实有了很大的转变。年龄段愈低抱有“即使结婚之后,女性也应尽可能谋求经济上的自立”、“不愿为育儿、家务而终己一生”这种想法的比率愈高。

     以现代日本女性的观点来看,和辻哲郎所主张的作为“夫妇之道”的人伦结构,特别是其中所谓“基于夫、妇两道的互补关系,乃至内外、阴阳的法理性基础,‘夫妇和合’才得以实现”的这一观点,已普遍丧失了其“适应性”。但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从传统的伦理观(包含和过伦理学)里,看出此类变化的征兆。

      然而,是否应当全面肯定地接受此类的变化呢?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进行多方面的探讨。

2.对于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家庭(乃至家庭共同体)类型,今后应如何去考虑呢?

     依据前述调查结果,关于这一点确实有很多有待探讨的问题。“同时型”与“继起型”之女性的职业观,很自然地与生产、育儿等问题直接相关。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有很高比率的女性认为“孩子尚幼时,作母亲应专心致力于育儿”;但可预见的是抱有“育儿期时专心育儿,但之后想再度就业”这类想法者的比率今后必定会再增高。再度就业之后,抱有“希望比丈夫早回到家”,“应将家务料理妥当之后才去上班”这两种想法者所占的比率很高。而也有很高比率的人认为“先将重点放在家务、育儿上,之后才考虑就业”。(前揭书第147页)

     由此可见,在女性的意识形态里“结婚”与“谋求经济自立”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以“人生的阶段区分”来考虑选择就业或非就业。换言之,这些女性的职业观不是要在“工作、家庭”中进行两者选一,而是两者皆要。

     有配偶(或将来会拥有)的现代日本女性,大致来说还存在有“在家庭里,主动想到丈夫的存在,育儿期时专心从事家务、重视家务”这种“较健全”的观念与想法。但由另一观点来看现代女性“家庭、工作皆吾所欲”此一意识形态,其“将相夫、教子、主内视为毕生之职志,并且以此来实现妇道”的意识强度似乎已转弱了许多。换言之,至今仍持有“分工合作”之“互补关系”这种观念的女性已逐渐消逝。

     由此可见,现代女性抱有很高的自立意识,她们急于挣脱“在夫妇的存在里,被局限为妇”(和辻哲郎所言)的框架。

     现代民主主义社会里,“性差”基本上不再是构成“不平等”的因素,且在有关男女人格平等与权力均等的具体实现过程中,目前也正朝着“等质化”的方向迈进。然而这一趋势的进展似乎也与离婚问题的增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据调查结果显示:现代的日本女性大多不认为离婚本身是罪恶。虽原是基于“两情相愿”而缔结姻缘,但婚后若有“不悦”、“龃龉”时,持“肯定选择离婚”的占60%。由此可见,女性不再甘为婚姻侄桔‘受缚于家庭生活或婚姻生活)下的牺牲者,忍耐者。根据调查,当女性面临离婚时,首先考虑的是争取孩子的监护权;但对一于离婚本身,其是抱着“卓然自主”的态度来进行判断的。

     即使因结婚、生产、育儿而辞去工作,但之后不久又产生就业念头的比率有极显著的增加。仅此一点很明显地将女性“不甘因相夫、教子、主内而终其一生”的观念展现出来,同时也代表着女性在“实现自我”上确实有一种崭新的价值观。该“新价值观”固然有其正面意识与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会使得女性在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认为“世界上有比育儿更重要的事情”的错觉。对这一点,我们应当加以重视。

     井深大氏是一名热衷从事“零岁儿开始之教育论”的企业家,他在《育儿育母》一书当中,有以下的论述:“近来,因夫妻两人都工作而将小孩送入托儿所的情形屡见不鲜。但真为孩子着想的话,一个作母亲的最起码应在孩子满三、四岁之前,给予妥善的照料才是。依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那些放着孩子不管而只专心于事业的所谓‘现代女性’们,只能称得上是‘勇气可佳’,但实际为人母的责任感却是不足。为人母者,应抱着与‘谈恋爱’时相同的心情来从事育儿的工作,否则便会视育儿为一种负担;在此情况下,孩子自然得不到较完善的照料”(同上书,第63页)。

     关于育儿方面,和辻哲郎在其《伦理学》第三章第三节〈家族〉当中,有以下的叙述:“为人父母者,要将己身的全部身心灌注在孩子身上。……基于此,故为人父母老须自觉地从对孩子的慈爱当中来意识‘庄严且神圣’的事实,那就是‘我参与了孩子的命运创造’。‘为人子女者要敬爱父母’、‘为人父母老,敬重孩子’,这两句相对命令语句的提出,并非是毫无原由的。”

   以上这段叙述,颇发人深省。 


(原载陈瑛/丸本征雄合编《中日实践伦理学讨论会实录》,1993年,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刘长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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