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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的自然基础——传统与当代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  汤浅 泰雄

    家庭是人类社会共同生活中的最小单位,对于家庭问题,既可以从以个人为基础的角度来考虑,又可以从个人与他人(共性)的角度来考虑。

    人类是一种生命体,所以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之中,就存在以下两项与生命体有关的自然事实:第一个是“性”的问题。家庭是在男女两性身心结合这个自然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这里表示肉体方面的“性”和表示精神方面的“爱”这二者的关系具有基本的重要性。虽然“性”与“爱”的关系是伦理问题,但是在其基础上,存在着个体中的身心关系(即身心的互相关系)这个生理、心理上的自然事实。第二是以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传宗接代的问题。家庭的成立是预料作为家庭成立的自然结果会生儿育女来延长生命这一点的,并且以此为前提。如果在实践上延长这种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就会成为祖先与子孙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人的生死这另一个自然事实。换言之,在祖先与子孙关系基础上的家庭的传宗接代,是与人类下述愿望相联系的问题,那就是超越个人死亡的永生。

    总之,家庭这一共同体是在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条件—“身心关系”和“生与死”这两个自然事实的基础之上成立的(前者与人类存在的空间性有关,后者则与时间性关联)。关于家庭伦理的问题,开始于人们如何理解、解释并且处理这两个自然事实(对上述两个自然事实本身的考察是所谓先行于伦理学的理论哲学的论题,对此我不加以论述)。

 一、西方家庭伦理的传统与现代

    首先,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西方各国和日本的婚姻观、家庭观的历史特点。

    西方各国关于人的观念的主要源泉是希腊思想与基督教。在古希腊,把灵魂和肉体明确分离的“灵肉二元论”思想占上风。柏拉图把肉体之爱(性欲)看作是与动物本能相联系的卑劣东西,认为不伴随肉体关系的纯粹精神上的爱(Platonic love)是有价值的东西。他还提议,在理想的国家中,废除结婚制度,把孩子都归国家共有,因为对国家有用的是拥有强健体魄的人,所以生殖必须为这样的目的服务。他说,“爱”是精神问题,必须与这种生物学问题(自然事实)分开来考虑。

    虽然柏拉图要废除婚姻制度的想法看起来是趋于极端的,不过这种想法是来自他对当时雅典城中性风俗的颓废的讽刺和批判。当时雅典的民主政治正如可以把它称为众愚政治那样,陷入个人只谋求满足利己欲望的状态,卖淫、性解放猖獗,而且盛行同性恋(甚至有人把同性恋看成是与Platonic love相近似的东西)。另一方面,妇女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上流阶层的妇女被关在家中,往往被禁止参加社会活动(阿尔斯托帕奈斯以妇女为主人公的喜剧是对这种倾向的讽刺)。柏拉图对这样的倾向感到忧虑,于是提倡“精神爱”的价值。

    其次是基督教。古代基督教继承了古希腊的灵肉二元论思想,发展了重视灵魂鄙视肉体的思想。由此产生了那种认为性本能是人类的原罪(Original Sin)相联系的思想。

    按照古代基督教的伦理,夫妻间的性行为只是在有生育子女为目的时,才被认为是正当的,这种观点被称为“生殖目的论”。这种学说的内容是,结婚的目的在于生育,即获得子女,性关系只是作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才被认可。这种想法由确立了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奥古斯汀所主张,在中世纪得到了广泛普及。

    到了近代,有人主张,承认夫妻间的性关系作为防止奸淫的手段是有价值的,这种承认是结婚的第二个目的。他们说,性关系给人的身心以生机和喜悦,有助于夫妇间培养爱情;虽然基于单纯肉体欲望的性关系是违反伦理的,但是在已婚夫妇的关系中,为了防范奸淫,却可以承认性欲具有价值。这种思想在宗教改革时代广为普及。与此同时,天主教会又提出了禁止离婚。在新教教会中,教徒们的想法是,离婚虽然在原则上是坏事,不过在万不得已时也是可以的(此外,按照现代天主教教义,上述结婚的第一目的和第二目的的排列顺序已被废除,两个目的被认为是并列的)。

    近代以后,在西方各国把结婚看成是法定契约的思想盛行起来。按照这种思想,结婚是根据男女双方自由意志形成的协议,因而是男女双方各自对对方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的双边契约。因此,按照结婚契约,“我”就有支配对方(“你”)的身心的权利;同时,我也负有尊重对方具有支配我的身心权利的义务。在这种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夫妻通过互相帮助的“爱”就被认为成立了。以一夫一妻制为家庭基础的现代想法,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二、日本的婚姻观与传统势力

    日本古代的婚姻制度被称为“双系列”,父亲和母亲是对等的,而且以夫妇别居、别产为原则,习惯是子女在母亲身边被养育成人(日本称为“访妻婚”)。到了平安时代末期(1112世纪),形成了“招婿婚”即丈夫到妻子家中的习惯。在此之前,男女关系是比较平等的。不久进入中世(1316世纪)以后,基于从中国引入的儒家伦理观,“家父长制”流行起来,形成长子继承家业的习惯。在中世末期的战国时代(1516世纪),进一步确立了嫡长子传家的“长子继承”制度,与此同时,妻到夫家这种嫁女的习惯也普及了(不过,祈求家庭延续的崇拜祖先风俗在日本一般是按佛家而不是按儒家实行的)。

    到明治维新以后,受西方各国近代婚姻观的影响,在日本虽然以一夫一妻制为基本的想法也普及了,但是,长期以来的以男子为中心的思想仍然很强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修改了宪法和民法,确立了基于男女双方自由协议形成的契约的婚姻制度,同时,妇女解放的呼声也出现了。

    虽然男女两性平等的观念在当今世界上是各国所共有的,但是,日本的一个特点好像是,母性的力量(母性原理)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中发挥着作用。临床心理学家指出,在现代日本家庭问题中,可以看出“母性社会”的心理倾向。这种母性社会的特点,被认为是日本的宗教传统带来的。从古代起在日本的民俗中,神佛合一的信仰发达;崇拜母性神,把这个神作为自然界和大地的生命力根源的想法很普遍。据民俗学家的意见,这种想法来源于一种信仰习俗传统,这种传统认为女性具有产生生命的神秘力量(例如,本来是男性神的观音菩萨在日本却被表现为慈母的形象)。

    总之,在日本的传统中,存在着那种把男女两性的性质看成是所谓“阴”和“阳”平衡与调和的关系的想法。许多人在心理上倾向于认为,男子对家庭以外代表着“家”,发挥着社会作用,而妇女则是维护家庭和平与安宁的内部力量。这种集体心理的特点在当今的日本好像仍然在起作用。例如作为现代社会病态之一,存在着家庭内部施暴问题。在日本,主要事例是发生在母、子之间;而在西方各国,则主要是发生在父亲与母子之间[在荣格的深层心理学中,称母性力量的源泉为“太母”(Great Mother)。太母同时具有两个方面,一面是热爱并养育孩子的慈母(good mother),另一面是吞噬孩子的坏母(bad mother)。所谓坏母的力量是与娇惯孩子的态度相联系的,这种心理偏向是,不承认孩子的精神上的独立,总想将他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日本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成年的儿子当他忍受不了母亲的这种不自觉的精神压力时,就以家庭内部暴力的形式来反抗母亲]

  三、东、西方伦理观的比较与问题所在

    我想依据上述考察,试图比较一下东、西方家庭伦理的传统特点。虽然从“男性第一”走向两性平等的现代倾向,主要是西方现代的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和普及所引起的,但这是一个不管东方、西方,世界上到处可见的普遍趋势。

    在西方传统中可见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来考虑共同体应有的存在方式。这种个人主义的态度,本来不是在家庭中而是在政治上伴随着社会契约说和民主权利的要求而产生的,但是后来,这种态度也被应用到家庭生活之中,于是那种认为结婚是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双边契约的观念逐渐发展起来。

    在西方传统中可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上述的灵肉二元论出现以来的心理倾向。这种二元论来自人们对先于伦理的自然事实—“身心关系”的理解。在现代以前,把灵魂置于肉体之上的“灵主肉从”的价值观很盛行。但是,进入现代以后,可以看出这种关系颠倒的趋势。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理论是在当时性风俗发生变革的背景下产生的。他在人类的性本能之中看到了人类的本性。在这里,也存在着注重灵魂价值的基督教的宗教约束力已经削弱的时代背景。因此,在现代西方世界中,许多人强调“性”的自由与魅力。同时,伴随出现的是,认为物质的价值高于精神的价值这种集团性心理倾向占了主导地位。与现代以前相比较,虽然价值观的内容颠倒了,但是把心、身关系或精神与物质一分为二,而不承认一方比另一方有更大价值这种二元论倾向(“非此即彼”)却没有变化。这种强调“性”,并且重视物质价值的心理倾向,也广泛地影响着日本。这是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出现的示范效果的一个表现。发展中国家迟早会受到影响。因此,可以说这是现代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在东方的传统中,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在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中,东方(中、日)人传统上是把共同体放在优先地位来考虑的。儒家向孔子所讲的“仁”寻求伦理的根本,据说这个字表达“二人”。因此,人们认为在共同体中应重视人际关系,根据个人在共同体中所处的不同地位,遵守必要的道德规范。日本现代哲学家和辻哲郎主张伦理学本来是“人间学”。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人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between-ness ”,社会性共同体从最小单位的家庭,经过社区、经济制度等等,以至国家(大到国际社会),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与共同体的各个层次相适应,都存在着负担一定工作的个人必须遵守的道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日本受西方影响强烈,上述重视共同体的伦理被斥为“保守”。但是,家庭赖以存在的两个自然事实—性爱基础上的身心关系和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单靠个人都是不行的,是无法使个人的生命得到延续的。因此,对共同体与个人,不应当仅仅强调任何一方。家庭、企业、社会、国家也都是建立在两者的平衡之上,即,要达到中庸。虽然“说易行难,但。是这个真理本身恐怕是不变的。”

    东方传统的另一特征是在身心关系问题上的一元论倾向。如上所述,在西方的传统中,认为灵、肉或者精神、物质明确地分离的“二分法”(dichot o omy)的意识较强,但是在东方却没有这种传统。很具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就是东方医学(中医学)的身心观。在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上很有名望的李约瑟说,东方医学的特色就是具有身心相关的(psychosomatic)、有机的(organistic)观点。据李约瑟说,在西方的传统中,从古至今有基于精神和物质“二元分裂”的麻烦。因此,在医学中身心分离、精神和物质分离的二分法也颇盛行。在西方现代医学中,将身心分割开来,单独处理身体的、分析的(analytical)、还原论的(reductonistic)观点发展起来了。所谓还原论就是完全根据物质的作用,按因果关系去说明精神功能的思想。

    在这里可以看出,东西方的传统在理解、解释存在于伦理基础的自然事实时是有差别的。我想,把身、心或物质、精神割裂开来,偏重任何一方的态度都是有问题的。在这里,重要的恐怕也是取得中庸(要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恐怕就需要对存在于伦理问题基础的自然事实,即身心关系进行医学、心理学的考察,对精神、物质的关系进行生物、物理学的研究)。近年来,随着日中两国学者的交往而发展起来的、对“气”的科学研究,正对这样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

    进入现代以后,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发达国家中,由夫妇和少数子女组成的所谓核心家庭曾经被许多人看作理想的家庭。但是在今天,家庭崩溃的现象日益明显。发达国家中离婚率升高,只有母亲和孩子或父亲和孩子的家庭也在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离婚父亲和母亲争夺小孩的事情也出现了,同时不希望因结婚而妨碍自由的人也在增加,认为性与婚姻无关的想法增强了。另一方面,随着性解放的发展,性风俗的颓废和同性恋也在扩展。这种现象,是象古希腊和罗马帝国那样达到高度文明的社会所常见的。当代世界似乎正在逐步进入这种状态。

    总而言之,当代青年的根本问题,恐怕也可以说是这种时代的产物。作为社会病态,如家庭内部暴力、青少年犯罪的增加,或自杀、精神病的增加这类现象十分突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可以看出,“富裕中的贫困”这一当代社会的精神状态。总之,目前的情况是,虽然获得了富裕,但是人们却丧失了人生的明确目标,不知道向哪里去寻找精神支柱。

    家庭伦理的根本是基于支撑家庭的自然事实而成立的。最根本的是,人是作为身、心不可分离的统一体而活着的这个事实。婚姻本来是作为一男一女结合的固定的制度而产生的。在其基础中,存在着作为生命体存在条件的“性”的问题(身体性)。但是结婚不仅是基于肉体结合的身体关系,而且是通过精神上的“爱”而产生的结合。虽然法律上的契约起着使这种关系稳定的作用,但是,人类的爱情不是法律所能左右的,无爱的婚姻难以维持。性与爱,身体与心是人类生活中难以分割的。同时,在这两者之间也不可能区分出价值的大小。我想,在这里人们正在寻求超越二元论观点的人类观。从这一点来看,恐怕可以说,婚姻本来不是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是基于人类具有的、身心自然的功能而建立起来的。如果不是一边承认人类的这种自然的本性,一边培养相互的爱情,家庭恐怕会崩溃。

    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中可以看出的另一个自然事实,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死问题。人类都是“必死的存在”,因此如何理解并且处理由这种“必死之人”所承担的“家庭”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是要回答的。在现代以前日中历史上可以广泛看见的祖先崇拜风俗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那种把“家庭”看成是超越家庭成员个人死亡而永恒存在的观点,它的主要价值就在其中。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曾经把上述想法具体化,用作为共同体的“家庭”的权威,去束缚成员个人的意志和行动。从重视个人人格价值的现代观点看来,这种伦理观难以得到承认。

    但是对死的问题不是也可以从有别于作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家族制度应有方式的观点来加以把握吗?作为“必死存在”的我们人类的“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呢?东西方自古以来的各种思想都提倡真、善、美、圣这样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被认为有价值的理由,是人们认为那些观念是以某一种形式同“永恒的东西”相连。换句话说,是因为人们认为在学问、艺术、伦理、宗教等等之中,存在着超越个人死亡而继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认为我们的“必死”的“生”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话,那大概只是在我们的“生”以某种形式同那种永恒的东西相联系这个意义上认识的。在醉生梦死的单纯生物的“生”之中,是难以认出这种价值的。如果把同永恒联系的这种价值观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就会碰到如下的事实:作为我们本身生存的历史根据的、与死者(祖先)的爱之联系造就了我们的现在。家族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因时代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一种固定的制度按理是不会原封不动、具有永恒的价值。有缺点的制度应当改造。但是,下述自然事实是不变的:人类的“生”,是超越个人死亡而继续存在的、永恒生命的持续。对于死者的尊敬和爱就是尊重上述事实,这是与承认自己生存本身的价值相联系的。

    参考文献:

    河合隼雄:《母性社会日本的病理》,中央公论社;

    诺依曼:《太母》,夏目社;

    和辻哲郎:《作为人际学的伦理学》,岩波书店;

    中山等编辑:《李约瑟的世界》,日本社区研究所。

(原载陈瑛/丸本征雄合编《中日实践伦理学讨论会实录》,1993年,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龚颖译 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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