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敏雄的直觉式先见性 汤浅泰雄（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
序 言
说起来已是50年前一段遥远的往事了。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丸山敏雄先生曾经辅导过我练习书法，那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先生还住在大皈南边的堺市。先生的家在堺市南郊，去往仁德天皇陵的途中，所以离城区较远，那地方被称为御陵前。我清楚地记得先生家门口挂着一块“秋津书道院”的牌子。
我想不起究竟是为什么我要去跟敏雄先生学写字了，大概是由于被先生引为知己的家父（汤浅真生）的意思吧。反正在小学毕业入中学的那段时间里，我常常去先生在御陵前的府上，把自己在家练习的大字拿去请先生指正，或是让先生手把手地教我练习。先生那充满威严与慈爱的面容深深地印在一个孩子的心中。我觉得，先生的弟子中恐怕只有我这一个小孩，所以就有一段故事令人至今难忘。
一次，秋津书道院举行作品评议会。办法是；书道院的学员们每人交给先生一份不署名的习作，由先生登记后全部寄给某位学员，这位学员看过大家的作品后暗暗给每件作品打上分数后再寄给另一位学员，下面的人也如此这般地打好分数后再寄出去。等所有参加者都传阅一遍后，大家就聚合到先生那里统计分数，看哪一幅作品得分最高。谁知这一次竟是我那一幅字得了最高分。小学生拔了头筹，这确实够让人吃惊的。那份习作是先生从傍指教着写成的，再加上孩子的无心与天真，所以才让大家喜欢的吧。但是无论怎么说，少年时代这一段充满喜悦的回忆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那以后，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却是个与书法无缘的人，真很遗憾。
后来，我踏上了研究学问的道路，在东京大学受教于和辻哲郎博士，专攻伦理学。由对宗教的兴趣开始转而研究日本的思想史和深层心理学等。对于敏雄先生所倡导的实践伦理运动，我从很早就怀着敬畏之情关注着，但却一直没机会和伦理研究所所长丸山竹秋先生谋面畅叙。
几年前，我开始在筑波大学讲授伦理学，有机会与竹秋所长的公子相晤，才得以重新接触到九山敏雄先生的著作。我能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了解先生作为一名思想家、实践家终生奋斗的轨迹，真是意想不到的幸事。
先生50年前的音容笑貌重现眼前，我似乎又在聆听他的教诲。面对这种深远难见的所谓“缘份”，内心感慨不止。（以下略去敬称）
1．超越启蒙式合理主义的科学观
（1）科学、伦理、信仰的关系
丸山敏雄所宣传的“实验伦理”是立足于科学的而不是立足于宗教的。但这并不是否定宗教。他认为：要站在实验伦理的立场上出入宗教的世界，伦理不是改变人们的信仰而是让人们深入进自己的信仰并达到彻底境界的助燃器和推动力。这其中也包含着“失去伦理性的‘信仰’即为迷信”这种观点。
总之，“伦理立足于科学而信仰又必须立足于伦理”这句话反映了丸山敏雄的科学观、伦理观、宗教观的基本精神。可以看出，对于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敏雄的思想具有超前于时代的、敏锐的、直觉性的洞察力。
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宗教与科学的斗争，伽利略上宗教法庭即为一例。近代科学是通过摆脱那些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性社会性权力的镇压而确立起来的、因此，在近代以后，人们判断宗教问题的尺度就变为“科学”，有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不具备科学的合理性的信仰都是迷信。这样一来，对于人类精神问题的讨论就只能在“科学对宗教”的情形下进行，形成了以科学为基准来判定信仰的价值的状况。这就是所谓启蒙式合理主义的思想。虽说这种观点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曾有过萌芽，但明治以后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然而，这种启蒙式合理主义的思想中，潜伏着两个重要的疑问。其一，近代科学无视“心”的问题，它是靠排除这个问题而建立起来的。近代科学始自天文学或物理学的革命，其前提是笛卡儿的物心二元论（二分法）所表明的精神与物质完全无关的观点。这种观点发展至生物学和医学的领域，产生出把人体看成是类似于机器零件的组合体这种器官医学的观点。我把建立在这种原则上的近代经验科学称为“客观主义科学”。
（2）提倡“主观主义科学”
针对上述客观主义科学的观点，近年来不断出现世界性的反思优势。例如由深层心理学发展而来的身心医学和综合医学的观点认为，内心的活动与肉体的作用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整体地看待它们。而社会医学的思想则看重患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状态。这些观点都在受到人们的重视。丸山敏雄说“精神活动的不自然状态反映在肉体上就是疾病”。今天，这种疾病观正不断得到学术上的证明。
对源于东方古老传统的东方医学和“气”的科学性研究与此有深厚联系，从超心理学的研究出发对心依靠生命体所固有的装置作用于物质的过程的探讨，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科学家、心理学家及一部分哲学家的兴趣。在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中虽然还存在许多尚属未知的问题，但是，只要研究进行下去，就会使科学的未来状态发生大的改变。
目前，探索上述未知领域的趋势正在全世界物理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中间不断兴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丸山敏雄的见识具有超前于时代的洞察力。
例如，丸山敏雄从原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全一统体原理”这一新的世界观、宇宙观。根据这一原理，在所谓物质世界的彼岸，潜在着一个超感觉的秩序，这种秩序包容着从极广大到极微小的整个世界。在那里，精神与物质是一体的而不是分裂的。而且，在感性世界中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些“多”，在这种“潜藏”的秩序中均被统合为“一”。这种世界观与被称为“新赛恩斯”的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波穆等人提倡的“潜在系”的世界观。宇宙观具有极其相似的内容。
无论怎么说，我们今天思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时，不要象启蒙式合理主义时代那样把所谓科学上的合理性当作判定基准，而应当站在把心的间题也纳入经验科学研究对象的“主观主义科学”的立场上。
（3）以伦理规定方向的科学
近代启蒙式合理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另一疑问是，它没有充分考虑到科学与宗教的支撑者——人的态度，即日常生活中伦理实践的状况问题。近代人在看待科学时，只注重作为其结果的学术理论或技术成果，而并没有考虑支撑着那些科学、技术的人的内心态度和行动方式，即广义上的伦理，或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方法。
正如原子弹爆炸和原子能发电的关系一样，近代的科学技术既是给人类带来幸福的手段也能成为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手段。换言之，客观主义科学是所谓的“双刃剑”。因此，虽说现代的科学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当今世界的各种危机也增大了。当代危机的本质不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危机，而实际上是精神的、伦理的危机。举例说来，科学技术的成果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鸭子的移动而已，而水下脚的活动却被遮住了。这就是既可向善又能向恶的人心。实践的状况也与此相关联。
如上所述，九山敏雄所说的“立足于科学的伦理”，就是深深扎根于心的领域之中的科学。那必须是与实践一实验伦理结合为一体来进行探求的科学。所以，“立足于科学的伦理”反过来向“以伦理为基础的科学”指出了新的道路。应该为人类的和平作出贡献的未来的科学，必须是依据伦理来确定方向的科学。
（4）宗教的生命在于伦理性实践活动
我以上所述的观点也适用于对宗教的传统看法。我们看某个宗教时，通常容易只看到它的教团组织形态、教义中智慧性的思想内容等这些客观地体现在外的成果。但是，教团组织的发展和理论性教义都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活动而已，在其底层掩藏着的则是每个人内心的实践活动。
丸山敏雄谈及“敬的伦理”时说：“儒教、佛教、基督教等，使世界上优秀的宗教存续至今的力量是弟子们对于开山祖人格的深刻敬意与献身。即‘敬的伦理’的实践。”这一点很清楚地反映在原始儒教、原始佛教二原始基督教等初期教团的历史中。我认为只有这些才是原点。换言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使宗教的生命得以发展、延续的真正动力不是教团组织的形态，也不是教义或理论体系的精密程度。而是拥有信仰的人们的人性水准，即伦理性实践活动。
总之，判定宗教价值的不是科学而是伦理。我认为，在考虑科学、伦理、信仰三者的基本关系时，这一主张中包含了重要的内容。下面，我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做一点更深层次的思索。
2．何谓“以伦理为基础的信仰”
（1）政治、社会制度与宗教的排他性
回顾世界上各宗教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凡是取得了巨大发展的宗教都毫无例外地在通过与政治权力相结合而控制社会制度后，便逐渐带有排他性，变得排斥其他宗教、其他宗派。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力相结合，把其他宗教看成异端加以镇压，又派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作战。伊斯兰则把佛教、印度教说成是偶像崇拜，迫害其教徒。在比较宽容的佛教世界中也曾有过已经权威化的平安佛教教团镇压法然、道元、日莲等新兴佛教团的历史。在这类宗教的世界中，因为每个教派都认为自己的信仰是绝对的，所以对待其他宗教、宗派就是排他性的；而通过政治权力或依靠社会制度而得到统治权时，那种建立独裁的倾向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领导者的行为和意识之中。由此也就产生出种种形式的宗教腐败现象。
上述倾向绝非只见于宗教过去的历史中，在当今世界中它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继续着。例如目前中东地区犹太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间的感情对立，爱尔兰的天主教与新教之争，印度次大陆上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间的对立等等，世界各地区发生纷争的重要精神原因都在于宗教的排他性和不宽容性。在那些地方，我们所见到的是完全违背“爱你的敌人吧！”这种精神的，双方的人们都是怀着憎恶的怨念。在相对比较宽容的日本的宗教教团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攻击其他宗教、宗派的排他性团体。
（2）克服了“影”的信仰。
我们所必需的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信仰。教团的大小、其
社会影响力如何，这些都不能成为判定宗教的价值或本质的基准。
断定某一宗教是否是“迷信”的尺度是：归属于这一宗教的每个人的实践态度。“迷信”是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具有排他倾向，助长人们对于敌对者的攻击心理、憎恶感、复仇心理的宗教。换言之，宗教的内部产生出独善倾向的时候，就是向“迷信”迈出了第一步。
上述自我中心的倾向是在一定的教义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判断，在不自觉中陷入以自我为善，他人为恶这种自我中心式的境地的。在深层心理学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否定他人，有攻击或憎恶倾向的排他性心理活动被称为“影”。“影”的力量往往容易侵入宗教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要求现代的各种宗教必须要与自己内部“影”的力量不断斗争，建立起约束自身的实践性伦理。这是对他人的慈悲体谅。在批判他人的言行之前首先应达到自身的精神性成熟为目的。以此为目的的伦理实践活动才会支撑着一种信仰走上正确的道路。
（3）近代民众信仰的动向
由近代到现代，宗教的世界中发生过各种各样大的变化，而在今天，一个特别显著的动向即是对于具有伦理性的信仰的要求。
纵观历史，近代以来宗教世界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产生于民众阶层的信仰开始具有了强大的社会力量。在西方，新教各宗派的运动可以说是最早的例子。在日本，虽说人们通俗地称这些宗教运动为“新兴宗教”，但这个称呼之中包含着知识分子——命名者对它们的轻蔑。现在，宗教研究者们则采用“民众宗教”、“新宗教”等较客观的名称。
民众宗教的第一大特点是：它不是依靠思想信条，而是以生活中的实践活动为基础而产生的。例如，每天每天的勤奋的生活态度、看重家庭、对病愈或摆脱苦难的祈求等等，是～种尊重每一天的实践与幸福的态度。也可以说它们是扎根于生活中的实效性的信仰。在日本，这种民众宗教的运动始现于江户时代初期，而幕府末期产生的黑住教、金光教、天理教等运动则是一个大的高潮。明治以后直到今天，民众宗教也是为数众多、不胜枚举。
（4）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
上述民众宗教运动，首先遭到了来自近代的启蒙式合理主义的批评。例如，他们认为在信仰的世界里寻求对于疾病、家庭不和种种不幸的解决办法是迷信。这种信仰不过是追求“现世利益”的低级宗教。这些主要是信奉启蒙合理主义的知识分子阶层发出的批评之声。
附带说一句，从民众阶层产生出新的信仰形态这种现象不只是在日本，也是近代以后世界性新动向。世界知名的例子就有：印度与英美诸国联合而兴起的神智学运动，以德国为中心波及欧洲的人智学运动等等。而在信仰天主教的世界中，自19世纪中期开始，民间兴起了一种“圣母出现”的信仰。“鲁鲁德泉”的信仰即是最著名的例子。其中就传说着治愈疾病的奇迹。
如上所述，将民众宗教（或称民众信仰）的活动看作“迷信”的观点是启蒙式合理主义的时代潮流的产物。但是，当代深层心理学、身心医学等的发展正在不断证明：疾病或家庭的不幸这些日常生活里的苦恼经常是由于各种心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宗教是不是迷信，并不是只靠科学来下判断的问题。
（5）依靠政治权力的镇压
民众宗教还承受着来自现存的权力和权威的另一种压力。那就是借助于政治权力的管制和镇压。民众宗教的开山祖中有不少是农民或平民子女，他们往往是出身于社会评价不太高的阶层。这一点就与近代前的既有宗教很不相同。还没有实行民主的政治权力认为民众阶层的活动不受其权力的控制，对自己的政权有威胁，所以就严加管制，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或是加以镇压，扼杀其生命力。统治阶层认为民众运动是造成政治性、社会性不安定的原因。
那些已失去了信仰热情，只依赖于现有权威的宗教教团在这种时候往往采取动用政治权力镇压民众宗教的手段。天台教团迫害法然的净土宗时就采取了这种办法。在近代日本的宗教史上，这种例子并不罕见。自天理教以来，近代日本的民众宗教在扩大教势的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镇压和迫害。丸山敏雄就是在这种时代的暴风雨中，锻炼了他作为一名思想家、实践家的生活方式。
近代日本的国家权力所犯的错误以战败的方式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因此，在那些喜欢发明政治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宗教研究家之中，也有人认为反抗权力是宗教所应有的姿态。但是，这是违背信仰的本质的。例如阶级斗争理论就是从统治权力剥削民众这个观点出发来看待社会，使人们对统治者的怨恨、复仇心理从道德意义上变得正当。但是，这种心理态度会使“影”的力量加强，使信仰和伦理的源泉枯竭。
（6）当今的新变化
民众宗教（新宗教）与近代以前的既成宗教具有不同的特点，但通常情况下它们又是原封不动地继承着既成宗教在教团组织或教义体系上的模式。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前所述，宗教的教团组织或教义是信仰活动的结果露出水面的部分，真正重要的却是隐藏于水面之下的、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仰或伦理性实践活动。但是，随着教团组织的扩大，宗教就会产生一种倾向，即建立教义体系，以此来约束教徒，把扩大和维持组织看成自身的目的。这样一来，民众宗教也就仍会象具有以往的宗教所曾具有的危险性。
近年，在美国等地出现了很多被称为“卡尔特（崇拜、热衷之意）”的小团体，以年轻人为中心呈现出发展的势头。卡尔特从瑜珈和禅的入静训练这样的东方宗教式修行方法中受到很大影响，从广义来说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但却并不是上个由明确的思想信条或原理组织起来的团体。其成员也是不断地在流动。因此，卡尔特是否可以包括在“宗教”之中就是个令宗教学家们困惑的问题了。也有人称之为“新·新宗教”。在日本，类似的思想状况也正不断出现着。
例如日本人对于瑜枷和禅的人静瞑想，对于各种健身术、新式武术、气功或超能力等的兴趣，也显示出了流行的先兆。上述这些东西表面看来大多与宗教无关，不是具有明确的思想和组织的东西，但是，聚集在那里的人们又往往是以某种形式，互相在不自觉中盼望着满足精神上的需要。在这种倾向中我们能够窥见一种心理，即：远离固定的宗教、宗派的立场，一方面来自人类普遍的心理本性和精神要求，同时又通过在每天的生活中的实践活动和体验来追求信仰的意义这种心理状态。换言之，这里体现着一种要求，即：不拘泥于一定的固定的宗教、宗派的态度，思考信仰体验和宗教性世界本身的意义，希望进行实践。
丸山敏雄曾主张：争取建立在伦理实践基础上的信仰，以伦理为基础出入于宗教世界，作信仰的推动者。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适用于当代人要求的先驱性思想。
3．走向“立足于科学的伦理”之路
丸山敏雄伦理思想的另一个支柱性观点是建设“立足于科学的伦理”。篇幅所限，现简述如下。
（1）禁欲主义统治下的旧道德
明治以后传入日本的西洋近代的伦理观是把道德看作一种“规律”（比如康德）。道德被看成是与法律或自然规律相类似的规律系统。法律依靠权利义务的关系规定、限制人的行动，自然规律必然性地操纵着物体的运动。与之相对应，道德规律则是义务的体系，要求人类遵守各种各样的道德义务。守义务，使道德规律得以成立的主体是人格，人格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这种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否定与身体相联系的感官欲望。
回顾历史，可以说这种伦理观是继承了新教禁欲主义的倾向而产生的，但如果除去重视个人自律这一点的话，它就与曾经强大地统治过武士社会的那种封建式伦理的严酷倾向颇有相通之处。明治时期的基督教信徒主要都是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其中的思想条件之一即在于此。但是，社会变动使得旧道德观念不断崩溃，而二次大战的战败又使这种趋势达到了极点。但是，没有伦理，人类的社会生活就不成立，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
深层心理学发现：当人的本能因社会的道德性要求而受到压抑时，就会发生神经疾病这样由心理障碍造成的疾病。旧道德的禁欲式思想正是强调人们在行为的外部形式上遵守道德义务，而对那时的人们的内心状态却不予考虑。这种拘泥于“形”的道德是对人性加以束缚的东西，是不符合人类本性的。因此，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有一种倾向甚至主张应否定一切以“道德”、“修身”命名的东西。当然这又是另一种极端。重要的是要找出符合人类本性的伦理。
（2）符合人类本性的伦理
荣格承认，在人们通常所说的良心的根据中有一种应称之为“元型性良心”的直觉性作用。通常说良心的时候，指的是通过道德教育而培养出来的罪恶意识，而“元型性良心”则不同，是原本就潜在于无意识的深层的直觉的知。人与人，还有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等等之间，存在着不受意识和感觉支配的、处于无意识的领域之中的心灵作用的联系，这种联系如同网眼般漫延在各处。能够感知，获得这种看不见的心灵联系的能力是元型性良心。
如前所述，以深层心理学为开端的现代新的学术趋势正在不断开辟一种将心灵问题纳入研究对象的科学（我所说的“主观主义式科学”）方向。因此，其目标在于经验性地追求心灵与身体、以及心灵与物质的相互关系。人类的本性将由此而得到科学的解明。
真正的实践伦理必须是与上述对于人类的本性进行的科学研究相一致的伦理。丸山敏雄提倡“立足于科学的伦理”这一主张时，我想他一定是在凝视着那样一种未来的。
